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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72号


　　《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9月20日省人民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


　　 代省长 刘伟平
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保障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政府对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常住居民实行的救助制度。

　　第三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坚持以人为本、保主保重、公开公平、分类施保、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按属地进行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第二章 保障对象及标准

　　第六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指具有我省农业户口，且在当地农村居住一年以上，因病、因残、因灾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上年度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第七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州)或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维持当地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用等费用确定，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第八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及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第九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原则上按四类施保。

　　一类：主要成员重度残疾、缺失劳动力，基本没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家庭主要成员常年患病，经济负担沉重，严重收不抵支的家庭；因意外事故或家庭变故造成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单亲家庭。

　　二类：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且需要政策扶持的计生两户和供养大学生的家庭。

　　三类：虽有劳动力，但因家庭成员残疾或多病，导致维持基本生活困难较大的家庭。

　　四类：其他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困难家庭。

　　上述四类中，一、二、三类应占受保对象的70%以上，第四类低保对象要严格控制在30%以内。

　　第十条 各类保障对象的补助水平必须拉开档次。一类补助水平达到国家确定的贫困线标准。二、三、四类补助水平在一类补助水平的基础上分别依次下调25%左右。

　　第十一条 家庭生活水平高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其他不符合规定的，不得纳入保障范围。

　　第十二条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按国家有关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办法核定的上年度收入的总和。包括：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外出务工经营收入、工资收入及其他收入。

　　第十三条 优待抚恤金、奖学金、救灾款、新农合和义务教育阶段享受的各类补贴等不计入家庭收入。

第三章 申请审批与管理

　　第十四条 申请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个人申请。农村困难家庭由户主向受村委会委托的村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家庭收入摸排调查。由村民小组按有关规定对申请人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摸底核对，并按困难程度进行排序。

　　(三)村级评议。村委会依据村民小组摸底排序情况，在进行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召开村评议小组会议提出评议意见，并将评议意见返回村民小组予以公示，将符合条件的困难对象名单等相关材料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四)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审核前须组织人员进村入户进行核实，核实结果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

　　(五)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审批结果须返回村民小组予以公示，并向符合低保条件的对象以户为单位发放《甘肃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对未予批准的委托乡镇人民政府送达不予保障的书面通知。

　　第十五条 县乡两级在民主评议和公示过程中，须做好事前宣传、事中指导和事后监督，确保评定工作透明公正。

　　第十六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须建立县、乡、村三级档案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各级民政部门要对属于扶贫对象的农村低保对象，及时与扶贫部门进行制度、政策、信息等方面的衔接。

　　第十八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家庭收入无明显变化的低保对象应保持相对稳定，对收入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每年审核调整一次，形成有进有退的动态管理机制。

　　第十九条 县级民政部门统一安排，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对阶段性丧失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每年摸底排查一次，并将结果作为其是否继续享受农村低保的依据。

第四章 资金筹集、管理与发放

　　第二十条 农村低保资金和工作经费由各级政府分别按规定比例和保障需要的原则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安排。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分配农村低保资金时，应向贫困地区尤其是特困县、乡、村倾斜。

　　第二十二条 农村低保资金按季度发放。民政部门按照实际保障人数将相关材料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资金由财政社保专户拨入惠农专户，通过“一折统”进行发放。

　　第二十三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核算和管理，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

　　第二十四条 监察、审计等部门要依法对农村低保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对执行本办法负主要责任。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低保对象的审核和日常管理工作负直接责任。

　　村民委员会受乡镇人民政府委托，对本村低保对象调查摸底和民主评议工作的公开、公正负直接责任。

　　村民小组受村委会委托，要做好对农户收入的摸底排查和比较排序工作。

　　第二十七条 从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无正当理由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拒不受理的；

　　(二)违反规定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办理低保手续的；

　　(三)贪污、挪用、扣押、拖欠低保金的；

　　(四)其他违规违纪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 采用虚报家庭收入、伪造证明材料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农村低保金的居民，情节较轻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追回冒领的低保金；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扰乱民主评议秩序，故意撕毁公示文件，对低保工作人员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谩骂的，应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二十九条 县(市、区)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在全省范围内通报批评：

　　(一)不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工作严重失误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违反政策规定弄虚作假的；

　　(三)对群众来信来访处理不当，引发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及其他恶性事件的；

　　(四)低保金未按规定及时足额发放的；

　　(五)在工作检查中发现并查实的其他违规问题。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各市(州)、县(市、区)可依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工作实际，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0年11月1日起施行。


死刑存废的理性思考

欧锦雄


　　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后，死刑存废的论战已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历史，至今仍争论不息。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死刑政策一直是暂不废除死刑，坚持少杀、慎杀，反对多杀，禁止滥杀。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废止死刑的呼声，并得到学界相当多人的支持，但是，反对死刑废止的刑法界人士（尤其是司法实务界的人士）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有人提出应强化死刑适用以应对日趋恶化的社会治安形势。这样，死刑存置论者和死刑废止论者又掀起了死刑存废的论战。有学者认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从实然上来说，死刑废止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目前不宜废止死刑，但应当加以限制。(1)这一论述实际上显现了死刑废除的远景设想，即我国死刑政策的远期目标是废除死刑，而现实的死刑政策是保留死刑，但应限制死刑，而实现死刑废除的最终目标需循序渐进。笔者对这种理性的死刑存废观表示赞同。
　　死刑政策是一种具体的刑事政策。死刑政策制定的好坏关系到犯罪形势起伏和社会治安的现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生命、生产秩序的安全，因此，死刑的存废不能仅凭情感的好恶来决定，而应理性地对待。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从人口的情况看，我国有十三亿人口，和整个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总和差不多；从经济发展情况看，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各省市自治区发展不平衡；从民族成分看，共有56个民族；从文化传统看，我国国民受儒家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文化等影响，且呈现出个体差异性；从受教育程度看，各种学历、层次的人均有，但是，多数人的文化教育程度较低；从治安情况看，近几年我国的犯罪形势呈上升趋势；从价值观来看，由于我国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尚未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对生命、自由、人格、财产等价值观念，还未达到较高的水平，在价值观念上，人们并未形成普遍崇尚生命，反对死刑的潮流，相反，报应刑观念对民众观念影响较深，“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是大多数人的观念，大多数人反对死刑废止。因此，我们应基于这一国情之下来考虑死刑的存废。
　　刑罚具有较强的威慑力，这是刑罚与其他强制措施区别的关键特征，在所有刑罚种类中，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它可以抑制可能犯罪的人不去犯罪，或者抑制正在犯罪的人不去犯重大的罪行。这种强大的威慑力可以在人们已认识到其存在的情况下产生作用，也可能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产生抑制作用。我国国情复杂，各种层次、各种素质的国民均存在，但是，死刑的威慑力对大多数人会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因此，从犯罪的一般预防来说，现阶段，死刑对预防社会上不稳定的人走上犯罪道路，尤其是严重犯罪之路，具有其他刑罚不可代替的作用。从特殊预防来看，我国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罪犯，实践中曾出现采用残忍手段杀害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受害人的惨案，犯罪人甚至在被判刑后毫无悔改之意。从理论上说，任何罪犯均可以改造成为弃恶从善的人，但是，从实践来看，在我国现有的监狱改造资源之下，许多前述类型的罪犯在其有生之年里是几乎不可能改造好的，若这些危险分子不被判死刑，那么，当这些罪犯在监狱里接触到其他犯人、干警以及干警家属等人时，这些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就有可能遭到侵害。有朝一日这些罪犯越狱出去，那么，社会上的广大群众就有可能惨遭残害。因此，从特殊预防来看，对这种罪恶透顶的罪犯应适用死刑，让其无法再次犯罪。
　　死刑废止论者认为，死刑是不人道的。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权利是天赋予的，这一权利任何人也不能剥夺，天赋予的生命只有天才能收回。因此，人的生命，只能自然结束，即不能人为地加以剥夺。犯罪分子杀人是野蛮的、残酷的，而国家设置的死刑同样也是残酷的、野蛮的，只不过是形式不同、指向的对象不同而已，实质上并没有区别。因此，剥夺一个犯罪者的生命也都应该认为是不人道的，是应当受谴责的。(2)笔者认为，任何刑罚均会使犯罪分子感到痛苦，无期徒刑也不例外，它使犯罪分子终身失去自由、失去“性福”，终身被强制劳动却又得不到报酬。从犯罪分子受痛苦这一角度上讲，无期徒刑是不“人道”的。我们是否因此而废除无期徒刑呢？在一些废止死刑的国家里，对身患绝症、痛苦不堪的病人施行“安乐死”是合法的，能否因病人的死亡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而认为这“安乐死”不人道呢？几乎每个国家规定有正当防卫制度，法律允许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而并不认为是违法，能否因犯罪人之死是人为原因所致，而认为正当防卫不人道呢？某种刑罚是否不人道，应置于这个国家社会实际状况来评判，在一个幅员广泛、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里，如果死刑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能抑制无数的恶性案件发生，并应成为刑罚阶梯中尚不可少的部分时，就不能说死刑是不人道的刑罚，因为，死刑的立法和适用所产生的强烈震慑力使无数的民众可以免受犯罪分子的不人道侵害，可以使国家统治秩序、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以维护。反之，如果死刑本来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刑罚，但是被不适时废除了，并导致社会恶性案件大量发生，无数民众惨遭不人道杀害，社会动荡不安，那么，这种为了使犯罪分子得到“人道”处罚而反而不考虑无数善良国民人权的缺乏死刑的刑罚阶梯，才是真正不人道刑罚阶梯。这样的刑法则变成了恶法。总之，刑罚人道与否具有相对性，死刑在一个国家里是否属于人道的刑罚，应置于该国的现实情况来评判。
　　从人类刑罚发展史看，各国的刑罚阶梯是从以肉刑为中心到以自由刑为中心演变发展的，是从不文明的刑罚阶梯到文明的刑罚阶梯发展的。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死刑是最终要被废除的。随着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以及法治的潜移，我国有朝一日将变成高度法治化的国家，这时，国家的各种立法较为完善，司法日益公正，绝大多数公民的守法观念较强，诚实守信成为了绝大多数公民的基本品质，人们对生命、自由、人格、财产等权利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普遍崇尚生命，反对死刑。犯罪人受到财产刑、资格刑和自由刑等较轻的刑罚也将感到强烈痛苦，废除死刑也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和较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在这一情况下，死刑成为了没有必要的刑种，这时，我国废除死刑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一个国家在死刑废止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不合时宜地废止了死刑，就会使国家和人民受到不必要的侵害，还可能导致社会和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从我国现实国情看，死刑在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中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角度分析，废除死刑还没有可行性。因此，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我国的刑罚阶梯仍需死刑这一刑种。死刑具有强烈的威慑力，但是，并不是死刑规定得越多，犯罪会越少，历史证明，靠严刑竣法并不能减少犯罪，相反，还可能增加犯罪。其实，刑法规定死刑的罪种过多，死刑的威慑力反而会减弱。目前，我国97年刑法典规定的可判死刑的犯罪达69个之多，这是死刑立法膨胀化。在死刑适用上，一些地方也出现适用死刑过多的现象。因此，我国现阶段确需在立法上减少可适用死刑的刑种，在司法上应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死刑废止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我国，死刑的废止将是一个漫长历程。目前，我国正处于死刑废止过渡期，过渡期过后，死刑必将废止。现在，我们应着手规划死刑废止的蓝图并制定其时间表。废止死刑的过程应循序渐进，既要使规定死刑的罪种数逐渐减少，也要使死刑的实际适用数量逐步减少，同时，应对死刑废止过渡期的刑罚阶梯进行改革，在经过若干年后，一旦条件成熟即可废除死刑。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当我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在死刑废止的问题上应立法规定，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进行死刑废止的立法实践，在条件成熟后，即可在全国全面废止死刑。

注释：
(1)陈兴良：《死刑存废之应然与实然》，《法学》2003年第4期，第39-42页。
(2)参见甘雨沛、杨春洗、张文主编：《犯罪与刑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366页。
(节选自《刑法的辩护与批判》，欧锦雄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题目为摘录时增加。作者：欧锦雄，刑法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