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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正洋物产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宁夏福民蔬菜脱水集团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5）宁民知初字第1号、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终字第1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当事人可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商业秘密侵权纠纷，前提是当事人各方均同意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并订立具有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协议。与诉讼相比，仲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保密性和快捷性。因此，当事人可在综合考虑开庭的便利程度、时间长短等因素后，选择是否约定以仲裁来解决商业秘密侵权纠纷。

三、基本案情
1998年10月，原告正洋公司获得进出口经营权，其主要贸易业务为经营脱水蔬菜的出口贸易。此后，正洋公司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物力，开发建立了客户经营信息网络，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自1998年起，该公司就采取了与职员签订保密协议，制定保密制度，指定专用计算机，并设置密码等保密措施。1999年至2001年，正洋公司每年与国外客户成交一定数量的脱水蔬菜销售业务，客户包括荷兰的D公司、德国的M公司、美国的FDP公司等。
1998年9月，被告马某应聘到正洋公司工作，任公司单证科业务员，从事出口货物制单和储运工作。1999年2月，马某与正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聘期为五年。同年6月，马某与正洋物产股份公司签订保密协议，约定公司商业秘密的内容为对外签订的各种经济合同和协议的内容格式、生产销售采购管理的工作方案和计划、公司的客户档案资料等技术、经营和管理信息。马某在正洋公司工作期间，经手办理正洋公司与国外客户（包括涉案的国外客户）脱水蔬菜销售业务的出口报检、报关、储运、银行结汇等具体业务。2001年1月，马某未与正洋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等辞职手续便离开了正洋公司。
1999年被告刘某进入正洋公司，2000年6月开始从事开发脱水蔬菜出口美国市场的业务。1999年9月，刘某与正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同年10月签订保密协议（保密协议和劳动合同的内容与马某签订的内容相同）。刘某在正洋公司从事外销业务期间，掌握正洋公司的国外客户资料及公司对外销售脱水蔬菜的经营信息资料。2001年6月，刘某向正洋公司提出辞职申请，离开了正洋公司。
2001年3月初，马某应聘到被告福民公司工作，从事与其在正洋公司工作性质相同的办理脱水蔬菜的出口单证、储运和银行结汇业务。福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告知马某若其把福民公司通过外贸公司做的业务拉过来由福民公司直接同外国客户做，每做成一笔，公司按货物离岸价1.5%给其提成。
2001年4月某晚，马某到正洋公司刘某的办公室，将载有正洋公司对外销售业务人员与国外客户联系业务时积累的客户信息和销售经营信息的电子邮件拷贝到软盘上后离开。数天后，马某从刘某处取得记载正洋公司客户信息资料的笔记本，并复印了其上的全部内容。回到福民公司后，马某以正洋公司电子邮件的格式、交易方法等客户经营信息内容为参照，用福民公司的产品名称、数量、库存商品最低成本价等信息制作成“模式化”（即固定邮件格式）的电子邮件，向从正洋公司窃取的200多家国外客户发送了电子邮件。
同年4月17日，马某办理福民公司出口单证业务时，正洋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从马某处抢走了福民公司出口货物的品质证书，并指责马某为什么到其他公司从事与正洋公司相同的业务。事后，张某（福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何某打电话索要，电话中何某告诉张某，福民公司聘任马某做业务使用的是正洋公司的客户信息。
2001年4月、7月、8月，马某分三次通过窃取的电子邮件向100多家国外客户发送有关福民公司销售脱水蔬菜的电子邮件，收到回复后，按照正洋公司电子邮件中的交易方法、价格谈判方式，与国外客户就福民公司的货物进行交易。此后，福民公司陆续与国外一些客户取得联系并成交了出口脱水蔬菜的业务。 2001年7月，刘某经马某介绍到福民公司从事脱水蔬菜对外销售业务，福民公司也向刘某作出按离岸价1.5％提成的承诺。刘某到福民公司后，利用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先后与荷兰D公司、德国M公司、意大利N公司从事脱水蔬菜销售业务。
自马某、刘某到福民公司至案发时止，福民公司利用非法获取的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先后与意大利N公司、荷兰D公司、德国M公司等国外8家客户成交出口脱水蔬菜业务38笔，共计获得销售收入76万美元。马某获得公司提成人民币28000元，刘某获得提成人民币8000元。
2002年3月，正洋公司以马某、刘某侵犯其商业秘密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为由向银川市公安局报案。立案侦查中，公安机关搜查了马某、刘某在福民公司的办公室并扣押了马某从正洋公司窃取的电子邮件打印件、传真复印件、刘某笔记本复印件以及福民公司与国外客户（包括涉案8家客户）往来的电子邮件等。在公安机关审讯中，马某、刘某供述了?用窃取、泄露等方式获取正洋公司客户经营信息，并在福民公司出口销售业务中披露、使用所获信息的事实经过。
2003年7月8日，正洋公司以福民公司、马某、刘某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三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名誉损失并要求福民公司立即停止侵害，不得再继续使用窃取的商业秘密，同时在新闻媒体上公开道歉。

四、法院审理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院认为，原告正洋公司涉案客户名单资料、客户经营信息等是正洋公司在与国外客户长期接触后总结形成的，体现了公司的经营特点，对于同行业一般人员来说不能够轻易取得，具有秘密性；正洋公司利用上述信息，与多家国外客户达成销售业务，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具有价值性、实用性；并且正洋公司通过建立保密制度，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措施对相关信息进行了保密。因此，上述涉案客户信息属于正洋公司的商业秘密，应受法律的保护。
被告马某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了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并为福民公司与国外客户联系出口脱水蔬菜销售业务。刘某将持有的客户资料笔记本交给马某复制，泄露了正洋公司的客户信息。二者又共同在福民公司的经营活动中披露、使用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使福民公司与正洋公司客户信息中的8家国外客户成交38笔出口业务，二人的行为侵犯了正洋公司的商业秘密。被告福民公司在聘用马某、刘某二人时，已知道二人原是正洋公司的业务员，在发生“抢单证”冲突后，福民公司更是在明知马某利用正洋公司的客户信息联系业务的情况下，放任马某、刘某的行为，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披露、使用了正洋公司的商业秘密，并获取了经济利益。因此，可以认定福民公司的行为亦构成侵犯正洋公司的商业秘密，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因无证据证明马某、刘某、福民公司捏造、散布虚伪事实贬低、毁损正洋公司的企业名誉，故法院对正洋公司要求福民公司赔偿其企业名誉损失费10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最后判决：福民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正洋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48万元；福民公司不得公开披露、扩散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福民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十日内，于本地主要报刊上刊登向正洋公司道歉的声明。（因马某、刘某已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判处经济处罚，故在本案中不再承担民事责任）
正洋公司、福民公司均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正洋公司诉称：原审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赔偿数额过低。福民公司则认为：被上诉人正洋公司并不拥有法律上所指的商业秘密。其电子邮件内容基本上是要约邀请，没有商业秘密特有的价值性，也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这些客户发生过实质性的贸易往来；上诉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善意第三人身份获取、使用了被上诉人的客户名单，不应承担任何侵权民事责任；原审判决确定赔偿数额错误；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不当等。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与一审法院基本相同，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客户名单经营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且为福民公司使用正确，上诉人福民公司主张诉争客户名单经营信息不是商业秘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福民公司聘用马某和刘某时知道其曾为正洋公司职工，并掌握该公司的经营信息，故其在尚无充分客户信息来源情况下成交大量外销业务，应具有注意义务，履行必要的审查职责。但福民公司对马某、刘某的行为未进行询问或审查，更未采取进一步措施制止，主观上存在过错。故福民公司对马某、刘某二人披露和使用正洋公司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关于侵权损失赔偿额，法院在综合考虑当时当地出口外销脱水蔬菜企业的一般经营状况、相关成本、费用及营业利润等情况，酌情予以确定；由于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适用于加害人的行为侵害公民或法人的人格权，给受害人造成商誉、名誉损害的情形。现尚无证据证明福民公司的侵权行为已造成正洋公司名誉或者商业信誉受损，故福民公司可不必承担赔礼道歉的法律责任。
综上，最高院最后判决福民公司不得公开披露、扩散正洋公司的客户经营信息；并于判决生效十五日内赔偿正洋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94万余元。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正洋公司在发现员工马某、刘某离职后将自己的商业秘密信息泄露给福民公司，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究马某、刘某以及福民公司的民事责任。那么，商业秘密侵权纠纷除了以民事、刑事诉讼或通过行政途径解决外，是否能以仲裁的方式解决呢？
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可知，除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以及依法应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外，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都可以仲裁。由于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不属于上述不能仲裁的情况，因此只要当事人自愿将与商业秘密有关的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商业秘密侵权当然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
当事人自愿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商业秘密纠纷的，可通过订立单独的仲裁协议，或在商业秘密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中订立仲裁条款的方式予以约定。仲裁协议可在争议发生前订立，也可在争议发生之后在当事人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订立。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其中，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即指当事人明确表示愿意将与商业秘密有关的争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的意愿；仲裁事项则为当事人所提起的交由仲裁机构仲裁的争议事项的具体范围，如当事人一方违反保密约定、竞业禁止等事由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等；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则为当事人双方共同同意选择的依法成立的仲裁机构，该仲裁委员会的选定必须明确，若未明确选定，或名称上模糊、有争议，则很有可能使该仲裁协议无效。
由于仲裁是建立在当事人之间协议的基础之上，仲裁机关的管辖权并非是强制性的，且仲裁员也由当事人自己指定，因此比诉讼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同时，由于仲裁一般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且仲裁员、仲裁秘书都均负有保密义务，因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会因仲裁而泄密，具有极强的保密性。而在执行上，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并无多大的差别，都具有法定的强制力，在一方当事人不执行生效的仲裁裁决时也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商业秘密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可考虑开庭的便利程度、时间长短等因素，选择是否采取以仲裁来解决争议。但应注意到的是，仲裁是实行一裁终局制的，只有在发生法定情形时才可申请法院撤销仲裁协议，并且当事人一旦选择了仲裁，就不能再向法院提起诉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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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同案被告人揭发不能定罪

───兼谈对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理解

陈某与曾某因合伙经营事务发生纠纷，于92年8月30日下午，纠集甲、乙、丙、丁四人，言明去“教训”曾某。随后，五人于当晚二十时许，驱车赶至曾某居住的工棚。陈某留在车上，甲等四人下车后，用拳脚和携带的凶器将曾打伤，致曾头部、躯干部多处受伤，倒地不起。作案后，陈某担心被围攻，立即率领甲等四人乘车逃离现场。后曾某因肝脏破裂，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陈某回到住处后，害怕曾某伤情严重，产生严重后果，随又连夜返回现场查看情况。当晚，陈某和丙、丁三人被公安人员抓获，甲、乙二人闻风潜逃。2001年11月12日，甲被某地公安人员抓获后移送归案。审问时，除丙、丁二人揭发甲动手实施伤害曾某行为外，其余被告人和现场证人均未证实甲实施了伤害行为。甲自己亦只供认到了现场，但未曾动手参与殴打曾某。
审理本案中，对被告人陈某系主犯，认定其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没有疑义。但对甲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甲事先明知是去“教训”曾某，并相随数人一同前去现场，同案其他俩被告人丙、丁均检举揭发甲分别在工棚内和工棚外参与殴打被害人，是本案实行犯之一：
第二，甲拒不承认有动手直接伤害曾某的情节，只有丙、丁这两个同案被告人检举揭发，而其他同案被告人陈某(主犯)、乙和证人均未证实甲动手打人，仅凭丙、丁的口供，不能认定甲动手参与殴打被害人。即，甲不是实行犯，而是帮助犯。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证据，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就是七种证据之一，并规定“以上七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常常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揭发举报案外人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攀供”，其具有多大的证明力，其可采信和可信性如何，必须经过查证属实，切忌追求“内心确信真实”，满足于“高度盖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又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并提出了证据要“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反映了法律对口供慎之又慎的态度。
上述运用证据的原则和证明标准，都要求我们在对口供进行审查判断时，要审查口供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是否受到外界干扰影响？如引诱、逼迫、威胁、暗示等，逼供和串供等情况是否存在？还有这些口供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前后一致，对同一事实情况是否一致，有无矛盾之处？要审查其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能否一致，相互印证。
我们知道，口供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可能是案件最真实、最全面、最具体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由于案件的处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责有直接利害关系，出于各种动机，他们会作出虚假的供述和辩解或虚假的检举揭发。一方面是证据的一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具有辩护的性质，是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口供的真实成份与虚假成份并存，有时也可能全部是虚假的成份。口供自身的这种特点，也要求我们对其从形成过程、内容、动机和与案内其他证据的关联程序来查证。本案五被告人在共同实施伤害曾某行为中，究竞甲是否有罪？在作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处于什么犯罪地位？而甲及其辩护人认为本人确未动手，亦无证人证实，仅凭丙、丁二被告人的“攀供”，不能认定其有罪，应作出无罪的推定。下面按照前述审查口供的要求作一下分析：首先丙、丁的口供从来源、形成过程上看，没有证据反映出存在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或存在串供；从口供的内容上看，丙、丁二人在涉及实施暴力时，均对自己的行为轻描淡写，且相互推诿。在具体细节上亦不完全一致。如丙说甲在工棚内动手打人，丁说甲在工棚外动了手。可见，对甲动手打人这一点虽然是一致的，但时间、地点不能吻合；从动机上看，不能排除丙、丁二人无推卸罪责，逃避处
罚的可能性。恰恰相反，证人林某证实，在实施殴打行为的人当中只看清楚丙、丁两人实施殴打行为，且动用了凶器，这俩人是“主攻手”。心理学告诉我们愈是罪行严重，愈会在对其追究责任时将罪过推得一干二净，本能使然。从平素表现看，丙、丁二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且有前科，作案当天才来到包工头陈某的工地，并非同甲乙二人一起打工劳动。故丙、丁二被告人“攀供”的真实性质更加值得怀疑；从与案内其他证据的联系来看，丙、丁的口供无法得到印证。因为，再无其他证据证明甲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那么，丙(或丁)的口供只能用丁(或丙)的口供来印证，但这又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用真实性值得怀疑的事实去证明另一个事实的真实性。这也正是“先入为主”在逻辑上的矛盾表现之一。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丙、丁的口供不能查证属实。
(2)再换一个角度来分析。把被告人供述、辩解理解为仅指甲本人的口供，那么，丙、丁的口供只能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同样可以发现，由于丙、丁二被告人受其诉讼地位和复杂心理活动的影响，不能排除其没有隐瞒事实真象，编造谎言，蒙混过关的动机，也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在重要细节上陈述并不完全一致，其证言亦不能证明甲动手殴打被害人。而且，由于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口供，因其相互检举揭发与对其本人的定罪处罚有相当的利害关系，即使甲、丙、丁三被告人口供相互一致，也即甲作出了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如绝对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的可能性，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未翻供，细节基本一致，分别指认的现场情况相互吻合，符合情理，且无不良动机等等，才能谨慎地以口供作为定案的根据。特别是在涉毒、贿赂等具有证据种类单一化特征案件的审理中，尤需严把此关。
(3)甲虽不能认定为与丙、丁是同一犯罪地位的实行犯，但其仍然是有罪的，不能因未直接动手打人即可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甲从主犯陈某的工地随同其他被告人出发时，即已明知此行前去打架，是去“教训”曾某，而且是结伙行凶。甲未以任何言辞或行为表明自己是搭乘顺车外出办事或纯粹看热闹，其余被告人亦无这样的认识。这说明，在主观上，甲的个人认识和意志与其他同案被告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认识和意志已经联结成他们共同的认识和犯罪意志，那就是──“教训”曾某。客观上，甲自己也承认进入作案现场。从工棚内的挑衅、撕打到工棚外的暴力行为，整个过程均能较为详细地描述出来，这一事实已查实。即使其本人确未曾直接动手打人，但其冷眼相观，即不劝阻，又不制止，在客观上一方面助长了实施殴打行为者(即实行犯丙、丁等)的嚣张气焰，从而使其更加有恃无恐，恃无忌惮，使犯罪行为升级化。另一方面也使被害人及其身边的人产生畏惧心理，不敢反抗。甲的这种冷漠态度和“坐收渔利”的行为并没有切断自己先前伙同他人乘车前来打人的预备行为与共同犯罪的联系，从而丧失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原因力作用。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中，甲的不作为实际上对犯罪的完
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的底线，超出了道德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受刑法的调整。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替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站脚助威等均属于对实行犯的精神性帮助，其与物质性帮助一样，同样也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是帮助犯。而帮助犯只有在及时制止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并且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中止，显然，被告人甲的不作为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4)虽然，对被告人甲动手参殴的事实不能认定，即甲不是实行犯，但对其站脚助威的行为则完全可以认定，即甲是帮助犯。而起主要作用的实行犯可以作为主犯量刑，对本案而言，个别实行犯的实行过限要由全体实行犯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帮助犯只能作为从犯来量刑，不承担过限的刑事责任。后者在刑罚幅度上要轻于前者。因此，这样处理也符合“疑罪从无，疑罪从宽”的原则精神。
(5)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46条中的“被告人”应包括共同犯罪中的同案其他被告人，笔者认为可以。关于被告人口供，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层意思：承认犯罪或指控的事实，叫供述；说明自己罪轻、无罪，是辩解；还有对他人犯罪行为的陈述，则为检举揭发(本文仅指对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供述纯粹是针对自身行为，而检举揭发则是矛头指向别人，所述事实皆由他人所为。以本案为例(仅指甲是否动手这一事实展开讨论)，甲与丙、丁的口供可分为几种情况：
1、甲不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丙、丁却检举揭发之；
2、甲不承认犯罪，丙、丁亦未检举揭发其犯罪事
实;
3、甲供认自己的罪行，丙、丁亦有相同的口供印证；
4、甲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丙、丁的口供不能与其相互吻合。
5、甲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丙、丁亦交待了各自的犯罪事实。
对了第1种情形，前面已论证了它的不可信性，在此不再讨论。第4种情形属传统意义上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对其如何处理，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即不能认定甲动手参殴；第3种情况，表面上看甲、丙、丁三人口供都能一致，相互吻合，似乎可以定案了。但实际上，丙、丁亦处于被告人地位，受其复杂的心理动机(如报复、陷害他人、相互推诿、蒙混过关、出于私情包揽罪行等)影响，对其口供真实性的怀疑是相当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符合一般经验法则。因此，如果除被告人口供外其他种类的证据一点也没有，绝对不能轻易定案，除非满足所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至于第2种情形，则属典型的“没有被告人供述”，此时就要靠其他证据来认定，只要确实充分亦可认定甲动了手。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1、3两种情况。审判人员往往为在审限内结案或不使罪犯逃避惩罚，勉强以丙、丁二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来认定甲动手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且在审查被告人供述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时，将同案其他被告人的检举揭发放在同物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同等证据地位上来印证待证事实，这是一个误区。被告人的口供笼
统地讲既包括甲的供述、也包括丙、丁的检举揭发。但仔细研究， 刑事诉讼法第46条中的“只有被告人供述”，仅指甲(或丙、丁等)承认自己犯罪或有被指控的事实存在，即“供述”；“没有被告人的供述”，则指甲(或丙、丁等)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的辩解，甚至对他人罪行的检举揭发。这里不能将“供述”扩大解释为“口供”。因此，把这一点搞清楚，“被告人”的范围有多大则不言自明了。现在反过来再看第5种情形，就可以发现甲、丙、丁三被告人所供认的罪行均关乎自身，亦未相互纠缠，是清一色的“被告人供述”，此时如无其他证据，他们的供述无法得到查证属实，当然不能认定甲动手打人这一情节。可见，无论是被告人的供述，还是辩解和攀供，它们都处于同一的证据地位，具有相同的特性，尽管出自数个被告人之口，但对其互证力不应期望过高，即“不轻信口供”，一般情况下，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被害人死亡未留下任何陈述，即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更不能轻易用同案被告人的口供互证其罪。而要把着力点应放在口供外的其他证据补强上，放在调查研究上，要“淡化”口供。这既是口供自身特征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人权，杜绝刑讯逼供，促使司法人员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侦察水平的大势所趋。立法者的本意也正在于此。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