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发展数字程控电话机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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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闵涛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问题越发突出。据不完全统计，青少年犯罪占犯罪总数的60%左右，已成为党和国家十分关注的问题，因而，立法机关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法律对于切实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要使这两部法律真正得以贯彻实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为此，笔者仅就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家庭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前提

　　预防青少年犯罪，要从娃娃抓起，实施家庭细胞工程。家庭教育是青少年的启蒙教育，家长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家庭教育的好坏对青少年的成长将赶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家庭教育是青少年犯罪预防的前提。首先，父母要遵纪守法，父母的言传身教对青少年将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父母不但要自己遵纪守法，还要对子女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在各方面为子女作表率，给青少年成长创造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否则，父母不遵纪守法甚至违法犯罪，不仅使孩子抢劫家庭的温暖，更使孩子心灵受到创伤，由于对生活失去信心和勇气，可能导致走上犯罪道路。其次，父母要和睦相处，为青少年成长创造温馨的家庭环境，从司法实践看，父母离异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案件，占青少年犯罪的比例很大。如李某、王某等四人抢劫犯罪案件，四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因父母离异而走上犯罪道路的，这不难看出父母离异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因此，家长要承担起做父母的责任，尽父母应尽的义务，为子女付出全部的爱，给子女一个完整的家，让子女在温馨、快乐的环境中健康成长。第三，家庭教育要注重方法。从司法实践盾，有一些青少年犯罪案件，究其原因，是由于父母教育无方造成的。如王某、汪某抢劫（出租车）一案，王某在供述中说：初中没毕业就辍学，父亲对他管教很严，经常打骂他，但打归打，骂归骂，对他还是很溺爱，经常给他零花钱，致使他经常与好友汪某出入游艺厅、录像厅，从寻找刺激，久而久之便产生了犯罪的邪念，遂铤而走险。从这起案件可以看出，父母教育子女要采取科学、正确的方法，既不能过分溺爱，又不能动辄打骂，要与子女交朋友，经常沟通思想，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想干什么，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二、学校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基础

　　98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说明我国的教育事业实现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学校教育是对青少年正规教育的开始，是教育工程的基础。学校教育对人的成长将赶到重要作用。一是要加强以文化教育为基础的素质教育。文化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起着重大影响。一个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离不开科学文化知识，如果没有文化知识，很难胜任每项工作。青少年文化素质的高低还将直接影响道德水准的高低和法制观念的强弱。因此说，教育部门要认真贯彻《决定》精神，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要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出发，以全面培养沉重的道德情操、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较强的初中能力为宗旨，使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协调发展。二是要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措施。因青少年正处在成长时期，他们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念还没有形成，他们对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判断能力还不强，在这个时期，青少年思想可塑造性很强，如果社会上不道德的风气感染了他们的思想，就会导致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要从学校抓起、学校要加强对青少年社会公德教育。如遵纪寒潮、团结友爱、救死扶伤、尊老爱幼、见义勇为、文明礼貌、讲究卫生、爱护公物、拾金不昧等待诸方面的教育，使青少年增强道德观念，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同一切不道德的行为作斗争。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邓小平同志指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也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的这段论述，深刻阐述了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从司法初中看，青少年犯罪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法制观念淡漠所致。因此，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提高法制观念，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防线。笔者认为，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要通过三个途径解决。其一，在中小学普遍开设法律学识课，系统的讲授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观点、原则，使青少年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有个概括性的掌握，了解什么行为是违法，什么行为是犯罪，违法和犯罪的界限等等，从而增强法制观念；其二，参加普法教育。学校要结合普法教育的内容，有所侧重的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其三，司法机关在学校开展法制教育。司法机关在查办、打击犯罪的同时，要认真履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职责，把打击与预防有机的结合起来，结合办案到学校肝癌垢财充，在教育活动中，结合具体案件，以案释法，并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法制教育，增强学生的寒潮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达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三、社会教育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保障

　　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一个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齐抓区管，共同努力，协调配合，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全社会各部门都要为预防青少年犯罪负责任、尽义务、做贡献。一是建立专门机构。目前，很多地方至今没有专门研究和管理青少年的社会机构，使青少年走出校门即出现脱管失控现象，而这个时期对青少年来说，极易误入歧途。因此，在有关部门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加强对失学青少年、无业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二是净化社会环境。目前，文化市场管理较为混乱，不健康的书刊、录音、录像广为流传，这无异对青少年毒害很深。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要严格控制不健康的文化制品的传播，狠狠打击“黄、赌、毒”等丑恶现象，以净化社会环境。三是，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在各行各业中开展文明单位建设活动，在农村大力开展评选“五好家庭、双文明户、遵纪守法户”等活动。增强青少年的文明意识。在城镇街道居民委开展创建“安全文明小区”和实施“就业工程”等活动，以改善居住环境，扩大变业渠道，鼓励青少年树立自谋职业的观念。四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作用，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弘扬正气，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激励青少年奋发向上，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五是加大综合治理的力度，做好失足青少年的帮教工作。一方面学校、居民委、单位、司法机关要与失足青少年的家长建立联系制度，定期沟通情况，制定帮教措施。特别是要共同为经劳动改造回归社会的青少年学习、就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树立改过自新、浪子回头的典型，组办失踪青少年报告会，让他们现身说法，以此既教育自己，又教育他人，达到教育目的。

四、打防并举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关键

　　政法部门在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中担负着其他部门无法替代的职责。即具有打击与保护，打击与预防的双重任务。因而打防并举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关键。一是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危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犯罪。当前，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事件屡有发生，不容忽视。因此，政法机关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犯罪案件，坚决贯彻从重从快的方针，作到快捕、快诉、快判，加大打击力度，保护被害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二是，对违法犯罪青少年要坚持贯彻教育、挽救和感化的方针，在办理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对有违法行为，但尚未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要耐心劝导，帮助其改正错误；对已涉嫌犯罪的，也要正确领会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区别不同情况，依法做出处理；对主观恶意较深，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未成年犯罪分，要从严惩处，通过惩处这一特殊手段，给青少年以教育和震慑，使那些有犯罪苗头的青少年有所畏惧，不敢犯罪，从而收到匹配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效果。三是向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政法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发现有关单位、学校、居民委员会在对青少年教育、管理、帮助等方面存在问题时，应及时提出检察建议，提出纠正措施，帮助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四是对有犯罪行为但不需要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进行跟踪预防。经常到其所在部门、单位进行回访、考察，解决极少数青少年边打边犯，屡教不改的问题，同时，对违法违纪未成年人建立“联系制度”，经常与其单位、家长及本人联系，从而提醒其做守法公民。五是检察机关认真开展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与共青团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合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履行检察职能，使预防青少年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工作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浅谈我国医务界对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几个认识误区

刘长秋 刘长新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文简单分析了当前我国医务界在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认识方面存在的三个误区，对其片面之处进行了指正。
关 键 词:医务界；举证责任倒置；误区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就医疗纠纷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该《规定》第4条第8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相对于我国过去司法实践中所遵循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医疗举证责任而言，《规定》将医疗举证责任纳入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之内，这显然上是加重了医方在医疗诉讼方面的举证责任。那么，《规定》的该种做法是利是弊呢？对此，医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尽管该《规定》的出台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我国医疗机构带来不小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它是有利于解决我国日益尖锐的医患矛盾并最终也是有利于我国整个医疗事业的发展的。而有些医务工作者甚至也包括法学工作者之所以认为该《规定》的出台弊大于利，其主要原因，我们以为，是在思想认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为此，我们拟就《规定》实施以来医务界在医疗举证责任倒置方面所存在的几种不恰当认识浅作分析，以期澄清某些不应有的误区，保障《规定》的顺利实施。
我们以为，《规定》实施以来，在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认识方面，医务界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误区：
第一种误区是认为《规定》加重了医方的责任，可能会有碍于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该种观点认为，《规定》的出台将使很多医疗机构开始谨慎的接收病员，排斥甚或歧视某些容易置医疗机构于不利境地的病员，从而违背医疗机构的社会公益性，妨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我们以为，这种认识其实主要源于媒体宣传的误导以及对诉讼法律知识的欠知。事实上，尽管《规定》将医疗纠纷诉讼纳入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举证倒置的范围之列，并在这一点上也确实加重了医方的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加重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医患双方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地位的平衡，是对过去我国《民事诉讼法》未能很好地保护病人这类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这一显性缺陷的一种立法补救。过去，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都没有将医疗纠纷诉讼明确纳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之内，而在病人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由于医疗活动的高专业性和高技术性，绝大多数病人根本就难以甚或无法获得证明其诉讼主张的确切证据。而这一点，无疑使得医方与患方在具体进行医疗民事诉讼时，在举证的难度方面出现明显的不对等；具体来说，医方在诉讼中将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而患方则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患者的合法权益未能在诉讼中获得较好的保护。《规定》将医疗纠纷诉讼明确纳入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之内，无疑真正平衡了医患双方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地位，弥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原有的缺陷。另一方面，《规定》对医方举证责任的加重仅仅是一种有限加重，并不像某些媒体所大肆渲染的那样：医方在该《规定》施行后将承担近乎全部的举证责任。事实上，《规定》仅加重了医方在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方面的举证责任；而在其他方面，则依旧应当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所以，医方对于《规定》的出台不应该产生太多的顾虑，更没有必要认为《规定》的出台会阻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二种误区是认为《规定》的出台加大了医方对医疗事故进行赔偿的可能性，从而加重医疗机构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会使医疗机构落入“赔不起”的惨淡局面。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这是因为，尽管《规定》的出台加大了医方对医疗事故进行赔偿的可能性，但其所加大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已，而且这种可能性的加重未必就会加重医疗机构的经济负担。因为，《规定》对医方举证责任的加重会加强医方的责任感以及进行医疗管理体制改革的紧迫感，从而使其自觉地强化对医生的管理和教育，提高自身的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从而也减少了医方对医疗事故进行赔偿的可能性。而且，退一步讲，即使《规定》确确实实地增大了医方对医疗事故进行赔偿的频率，可能会使其经济负担加重，医方也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加以有效补救。首先，医方可以提高医疗费用（在某些地方，不少医院已经采取了这一做法），用提高后的医疗费用与原医疗费用之间的差额来建立一项医疗事故专项处理基金，专门用以赔付医疗事故给患者造成的物质或精神损失。其次，医方可以要求或者建议患者购买医疗保险；或者退一步讲，即使医方没有权利要求或建议患者购买医疗保险，那么，在《规定》出台所必然导致的医疗费用上涨这一结果的影响和推促下，患者自身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往往会主动购买医疗保险。这样一来，实际上就通过医疗保险把医方本来应当赔付的那一部分费用转嫁给了整个社会，而不存在所谓的加重医疗机构经济负担的情况，更不会出现“赔不起”的情况。从这一点上来说，担心《规定》施行后会加重医方经济负担的顾虑是没有多少必要的。
第三种误区是认为《规定》的施行可能会使某些患者借机钻法律的空子，给医方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例如，在进行手术前，医方要求患者或者其家属签字的时候，某些病人经常会以种种借口（如不识字）等拒不签字，而在手术出现一些医方本已告知过的可能损害情况时，则又借口手术未经本人或家属签字而要求医方予以赔偿。这种认识虽然不乏道理，但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实际上在《规定》出台以前就已经存在，它并不是《规定》本身所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而且，在当前个人信用问题备受社会各方关注而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个显性要求的情势下，国家必然会重视并加大对公民的道德教育尤其是诚信教育，并会因此而强化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整个民商法尤其是民法中地位，加强该原则的具体实施机制，如直接明确或加重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的惩罚等。而所有这一切无疑都将有利于公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从而促使人们诚实做人、信用立世，并在全社会形成“无信不立”诚信氛围，使人们羞于、耻于或惧于失实或失信，并最终杜绝某些患者钻法律空子的可能。所以，上面的这一种顾虑显然也是不必要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规定》将医疗纠纷诉讼明确纳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之列，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而从长远来看也是无害于并且是有利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为此，需要我们在思想上保持清醒的认识，正确领会《规定》的基本精神，保障《规定》的顺利贯彻和实施。

——本文发表于《卫生政策》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