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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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国 俄罗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于2012年6月5日至6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分别会见普京总统。
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部门间、企业间重要合作文件，涵盖工业、民用航空、传统能源、核能、相互投资、旅游、斯科尔科沃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合作、出口信贷和保险、媒体合作等领域。
一
双方回顾了新世纪以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对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满意。
双方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恪守尊重彼此利益和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互不干涉内政，在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互利共赢，不对抗的原则。两国元首指出，这一方针是两国外交最主要优先方向之一，符合两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有利于实现两国的发展繁荣，有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双方将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确定的未来10年中俄关系发展规划。为此，双方商定如下：
——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完善议会、政府及部门间合作机制；
——完成2009-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制订并批准2013-2016年实施纲要；
——在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框架内加强双方在地区以及全球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
——全面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在2015年前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1000亿美元、2020年前提高到2000亿美元，同步提升经贸合作的质量，加强在投资、能源、高科技、航空航天、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重点推动两国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扩大地方合作与企业交流；
——为进一步夯实双边关系的社会基础，制订中俄人文合作行动计划，举办好2012年中国“俄罗斯旅游年”和2013年俄罗斯“中国旅游年”活动，推动两国青年经常性交往，包括协商确定未来5年互派青年代表团机制，落实好莫斯科大学300名青年学生今年暑期来华研修计划，向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以及其他双边社会团体提供协助；
——本着睦邻友好、彼此理解、相互信任、平等互利的精神深化两国边境地区的合作，包括对国界线进行联合检查，落实边境地区军事领域相互信任和裁减军事力量的措施，界河航行，对界河进行必要治理，保护环境，促进边境地区协调发展，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和边境口岸建设；
——增进两军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各层次、各领域合作，开展旨在提高两军协同能力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联合军事演习；
——完善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禁毒等领域的现有合作机制，扩大司法及检察机关的合作，继续探讨建立中俄执法安全合作委员会问题；
——在移民问题全面协作框架内完善条约法律基础，以便利两国公民合法往来，防范和打击非法移民活动；
——通过密切协作，包括通过对等增设领事机构，维护两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
双方指出，国际关系正经历快速深刻变革。国与国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深入推进。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不断提升，世界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应对当今全球性挑战的必要性客观上要求各国团结一致，开展各种形式的协作和互利合作。
双方主张，国际社会应在以下方面共同努力：
——政治领域，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各领域合作，促进在国际关系中确立法治原则，促进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强联合国核心作用，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反对对其进行修改和肆意解读的企图，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独立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通过和平对话方式化解矛盾与分歧，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经济领域，开展合作、优势互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互利、照顾彼此利益的方向发展，建立公正、公开、合理、非歧视的国际贸易体制，携手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积极发挥国际和地区经济金融组织的作用，挖掘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潜力。
——安全领域，以平等和互信为基础开展合作，建立公平有效机制维护共同、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反对绕开《联合国宪章》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人文领域，既保持民族特色，又相互借鉴。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消除各国民众之间的精神隔阂和意识形态偏见，努力建立真正的文明对话，将文化交流作为实现国际关系和谐的有效工具。
——环保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利用创新技术走可持续增长的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三
双方高度评价2011年至2012年中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期间取得的巨大成绩，旨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拓展经济和人文交流的条约法律基础显著巩固。由中方倡议举办的“睦邻友好年”活动进一步确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基本理念，促进了上海合作组织各国人民之间文化传统的相互借鉴。各方积极致力于弘扬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相互尊重的原则，使上海合作组织的威望和影响显著提升。
双方认为，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将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是本组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其作用的重大举措。
双方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就保障地区和平与安全进一步深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在本组织框架内就地区安全问题，包括阿富汗问题定期举行磋商，邀请观察员国及其他有关各方参加。
中俄两国将通过落实能源、节能、交通、农业和高技术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为给上述合作项目提供融资保障，双方将继续积极推动在专家层面探讨组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专门账户)和开发银行有关问题。
双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扩大同其他有关国家、国际组织的对话，重申坚持上海合作组织开放原则，重视有关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愿望，将加紧协商涉及扩员的法律、财务和行政条件。
四
双方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符合有关各方共同愿望，实现这一目标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至关重要。双方坚决反对任何有损于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不利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的行为，希望有关各国保持克制，避免半岛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双方认为，对话协商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中俄呼吁有关各国早日重启六方会谈，以和平方式均衡解决有关各方关切，实现本地区长治久安。
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强调叙利亚局势发展对中东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坚定认为，叙利亚危机必须通过冲突各方停止暴力，开启全面政治对话，并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寻求公正、和平解决。双方坚决反对通过外来武力干涉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图谋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场合强行推动“政权更迭”。双方深信，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协作，共同支持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的斡旋努力，敦促叙冲突各方立即停止武装对抗，全面落实安南“六点建议”和平计划及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为此，中俄双方欢迎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2043号决议基础上在叙部署联合国监督团。
双方呼吁叙政府及所有反对派尽快开启政治对话，努力推动叙局势正常化，恢复叙国内安全和法律秩序。
双方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赞同对伊朗采取过度施压和单边制裁行动，主张在伊核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通过对话与谈判和平解决，防止局势继续朝对抗方向发展。尤其在阿富汗和西亚北非局势总体动荡的背景下，这将对地区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双方支持阿富汗成为和平、稳定、独立、发展、没有恐怖主义及毒品犯罪的国家。双方欢迎上海合作组织给予阿富汗观察员国地位。双方认为，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和完善上海合作组织等现有涉阿富汗事务地区合作机制，避免机制重叠造成效率低下。
双方强调，亚太地区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不断上升。双方欢迎加强地区一体化和多边合作，指出该进程有利于加强国际关系多极化、民主化，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双方指出，亚太地区仍存在诸多挑战与威胁，要求地区各国共同努力加以应对。双方认为，两国的优先任务是，加强相互协作，推动两国元首共同倡议，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构筑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格局，以维护该地区各国共同利益，保持稳定与安全环境。双方支持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对话伙伴国防长会议、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亚洲合作对话在内的地区组织、论坛和对话机制之间发展伙伴关系。双方重申愿在上述及其他多边机制框架内密切协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俄罗斯联邦总统
胡锦涛 弗·弗·普京
二０一二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葫芦岛市城市规划区建设管理若干规定
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民政府
葫芦岛市城市规划区建设管理若干规定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令
第7号
现发布《葫芦岛市城市规划区建设管理若干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葫芦岛市城市规划区建设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规划区内各种建设活动管理，保证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城市规划区内实施各种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本市市区、近郊及因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纳入规划控制范围的区域。具体范围按市人民政府赣制或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执行。
第四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一切建设活动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其审批权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建设和发展总体规划统一行使。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及理架管线工程、设立广告牌匾或其他临时建设，必须持有关合法证究及材料到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规划审批手续，未获得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许可文件的，不得开工建设。
第六条 单位或个人在城市规划区内取用地下水的，必须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没准整自取用地下水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依职权责令限期改
正，并依法予以处罚。
第七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扣建大棚，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三号1990年4月五日起施行）规定的构筑物，必须依规划法规定持有关证明和材料到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未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扣建大棚的，属违法行为，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公告责令限期拆除，拒不拆除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栽植成片林木，必须持有关证明和材料到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对未经批准擅自栽植成片林木的，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改正。在城市建设征占用土地时一律不予补偿。
第九条 严禁在下列区域建造任何形式坟墓：
（一）耕地、林地；
（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
（三）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
（五）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
城市规划区域内现有的基地，由民政部门公告责令限期迁移或深埋，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
第十条 未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规划区内挖砂、采石、取土、堆置排放废弃物或改变地形、地貌的行为。
第十一条 城市霸划区内的一切建设用地均应在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建设用地盘划许可证并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手续后方可征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征用建设用地用途，确需改变的，必须经原审批部门审核同意，并及时办理相应手续。
第十二条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已经获得土地使用权而闲置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土地，应根据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予以收回调整。
第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已被城市建设征用的土地上，严禁违章修建及植树、打井、扣建蔬菜大娜等行为。借口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下属的城管监察支队负责规划区内违章建筑物、地上附着物的监督管理，并负责对本规定中的其他违章行为进行监察，对无权处理的移送有关部门予以查处。
市土地、水利、农业、林业、民政等有关部门应按各自职责对规划区内各种建设行为实施执法检查，并积极配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规划区内的各项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上述行政执法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本规定，有不作为行为的，由政府法制部门接监督程序办理；对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有关人员给予政纪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制止或举报。
第十七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复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已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0年7月3日印发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法规与法令的关系
何志远
澳门大学中葡翻译学士、中文法学士、葡文法律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随?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澳门的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代《澳门组织章程》而成为澳门新的宪制性文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正式生效。在《基本法》生效只有一年多时间内，一切工作都处于初步运作阶段，在实务操作上备受考验，当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较为人所争论的问题是行政长官制定的行政法规废止了特区成立之前由澳督制定的法令，这在法律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普遍意见都认为这有违法律体系延续原则。故此，本人拟对此课题进行分析、论述，期望能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二、概论
对于探讨本课题而言，有必要先了解澳门在回归前后的宪政制度。澳门回归前的政治地位跟现在已经有很大分别，在澳葡政府管治澳门时期，必然一提的是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葡萄牙爆发的革命，这令澳门的政治地位起了实质上的变化，因为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通过的葡萄牙共和国新宪法，已不再把澳门当作葡萄牙领土一部分，而是将澳门视为一个由葡萄牙管理的地区，并根据适合本地特点的章程来自治。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第1/76号法律通过了《澳门组织章程》〔1〕，使澳门开始享有高度自治权，该章程主要规范了澳门的自治权，本身管理机关的权限、运作和组成，是澳门的根本大法，澳门的任何法律都不能跟它有抵触。
《澳门组织章程》在澳门法律体系中占据?最高位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不同于澳门立法会通过的其它法律，因为只有葡萄牙共和国议会才有权对它进行修改，此外，它只是过渡性地引领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澳门组织章程》的适用，有其地区和时间上的限制；仅适用于澳门地区，及只适用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为止。
关于澳门前途的正式谈判于一九八六年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简称《联合声明》）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第二款第四项提到：“一九九九年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澳门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第二项写道：“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附件一第三节则提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除与《基本法》有抵触或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系由《基本法》，以及澳门原有法律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它是一个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设立的特殊行政区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力，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其行使的权力具有从属性的特点──从属于中央的权力。它与中国其它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相同之处，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等都是中国这个单一制国家的组成部分，属于地方性质的行政区域。澳门特别行政区特别之处，在于它根据宪法的特别规定设立，实行与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比省、直辖市、自治区享有更高的自治权。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设立及运作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基本法》的立法依据，而《联合声明》只是中葡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国际条约，《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的关系是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为了保证国际条约得到真正的执行，有关的国家一般要通过制定国内法，以保证国际条约在缔约国内得到普遍的遵循。特别是当国际条约明文规定当事国必须采取适当的立法措施，就表明该国际条约必须通过国内法予以贯彻实施。明确规定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基本法》。
总括而言，在回归前澳门的宪制法律地位可分成三个时期：
1. 混合管辖权时期（1557－1846）──中葡法律制度同时在澳门适用。对中国居民适用中国法律制度，对葡萄牙人或其它外来人士适用葡萄牙法律。
2. 殖民政策时期（1846－1974）──葡萄牙法律制度扩大到适用于所有居民，同时亦存在一些适用于中国人的特别法律及自身的司法机关，并广泛接纳澳门的法律，尤其是在民事法律的范畴内，不但包括中国的成文法，也包括风俗习惯。
3. 政治自治及过渡期（1974－1999）──一九七四年的葡萄牙民主革命后，澳门的前途明显地转变为取决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谅解。在这个时期内，澳门取得了广泛的立法自治，设立了立法会。该会自一九七六年起已出现部分民选议员。
自一九九九年起，澳门进入宪制历史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最少持续五十年，其间将会受到中国法制的影响，以及逐步纳入多元化的中国法制内。
三、法令和行政法规的法律性质
（一）法令的法律性质
回归前的澳门政治体制以行政主导为其特色。由葡萄牙总统任命的澳门总督，是澳门的最高行政长官，《澳门组织章程》第五条明文规定立法职能由总督和立法会共同行使。法令（Decreto-Lei）是澳督在行使立法职能时所制定的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规范性文件的名称，而由立法会所制定的则称为法律（Lei）。由澳督与立法会共同行使立法职能这一特色是承袭自葡国的宪政传统，只有对葡国宪政传统进行深入分析才能了解共同行使立法职能的实况。
《葡萄牙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主权机关应遵守《宪法》关于分立及互相依赖之规定。”当中确立了主权机关分立及互相依赖原则，该原则作为政治权力基本组成原则并未绝对采纳「权力分立」此一古典理论的主张〔2〕，这是因为考虑到国家权力在宪法层面上的分野并非绝对可以清晰地勾划出来，事实上，正如今天的现代公法学家所强调：“并非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力进行「分割」，因为国家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所能分割的只是国家的「职能」，并把该等职能分配予各主权机关行使。”主权机关分立在宪法上被视为主权机关与宪法所定的职能或事务之间关系的一个指导标准，因为把不同职能分配予不同机关行使，目的在于使国家的职能可更好得以落实。另一方面，主权机关分立亦是政治职能分立原则的体现，政治职能分立原则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1）职能上分立──政治权力的基本职能的分立或独立化；2）机关上分立──由宪法所设定的主权机关的分立，并对之赋予主要职能或权限；3）人员上分立──主要是涉及不得兼任制度问题，以免主权机关出现「人员联合」。《宪法》以机关分立标准作为组织架构的出发点〔3〕。
职能及机关上的分立不但没有排除各主权机关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相反更以该相互依赖性作为职能及机关上分立的前提，这种相互依赖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各主权机关的本身管治方式建基于主权机关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网上；2）在行使某些权限时要求各机关介入（例如：戒严的宣告；某些机关据位人或官职据位人的挑选、任命、撤职）；3）将同一职能分配予不同机关（立法职能）。透过组织及职能标准（每一基本职能授予一个机关或主要据位人）而订定的分立及互相依赖宪法性原则，对理解「职能根本核心理论」（Teoria do núcleo essencial das funções）尤为重要，根据该理论，任何主权机关不得获赋予一些已专门特定赋予其它机关的实质职能，意即任一主权机构不得介入已属于其它机关的根本核心职能。
《宪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体现了权限不可处分原则，当中指出任何主权机关、自治机关或地方权力机关，均不得把权力「移转」予其它机关，但《宪法》规定「移转」时则除外。该原则是民主法治国原则的必然逻辑推论，假设权限是各主权机关权力的尺度，则不得透过「授权」或「移转」以破坏权限的宪法性划分。权力授予的禁止包括了狭义上的授权，更进一步亦包括所谓的权力移转（将据位人的权力确定性地移转予另一据位人）；在宪法角度下，权限不可处分原则在实务上所产生的重要结果为：1）「全权」授予的禁止，政府藉此可要求行使任何权力或职责；2）一般性授权的禁止（包括宪法允许下的授权），一般性授权是指关于整体职能的授权（例如主权机关向地区机关作出一般性授权）。
另一方面，《宪法》亦接纳权限不可处分原则的例外情况，权力的授予须有明文的宪法性或法律规定作为依据〔4〕，《宪法》最典型的权力授予为共和国议会授予政府的立法许可〔5〕。而《宪法》第二百零一条明文规定了政府具有立法权限，当以机关职能标准去论述权力分立时，在分析多条宪法性规定（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百条）后得知政府享有立法职能，这与政府的立法权历史演变不无关系。一九三三年《宪法》赋予政府很大限度的立法权限，与大部分民主政制相反的是，政府所享有的立法权是独立的（并非仅取决于共和国议会的立法许可）及普通的（并非只在例外或紧急情况下立法）；而十九世纪时期的《宪法》（constituições oitocentistas），按照代议制原则及权力分立理论，却完全排除了政府享有立法权，且不接受立法授权，因此行政当局颁布的法规因侵夺立法权而被讥为“独裁”法例（legislação de ditadura）。一九一一年《宪法》一方面重申议会立法职能专属原则，另一方面却又订定向行政当局作立法授权的规定。一九三三年《宪法》初版并未根本地修改一九一一年的宪法制度，只是在紧急情况或议会休会期间〔6〕才许可政府立法。一九三三年《宪法》实质上让政府占有了整个立法权，并几乎完全夺取议会的立法职能，直至一九四五年修宪才对此情况作出规定，政府可在各领域进行立法，但不包括一直仅保留予议会的领域，然而，在有授权的情况下则除外。一九七六年《宪法》不但没有废除承袭自一九三三年《宪法》的制度，相反更扩大了保留予共和国议会的立法事宜范围（初版第一百六十七条），一九八二年修宪继续遵循这路线，并设定了一个绝对保留予共和国议会的范围，且对立法许可设定更多限制（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款），而一九八九年修宪亦只稍为扩大保留予共和国议会权限的范围，由此可见政府享有立法权限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综上所述，第一百一十四条所指的权力分立是权力在宪政上的分立，并非是权力的社会分立。权力社会分立新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新议会政治多元主义」，「新行业合作主义」，是与政治党团多元主义、对经济进行独立的规范和社会协调形式有关，虽然这些问题在政治层面上产生一定影响，但不应与权力分立的宪政原则混淆。
《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范性行为）是整部《宪法》的关键规定，首先体现了民主法治国所固有的若干基本原则：渊源等级原则、法律类型法定原则、行政合法性原则。虽然第一百一十五条的标题为「规范性行为」，但明显地是一条关于规范性行为渊源的规范（行为渊源），亦是一条《宪法》订定的规范性行为效力的规范。该条订定了各种立法行为类型或立法行为与立规行为之间的层级关系，以及作为对立法者在草拟法律时的一种宪法性约束，此外，除了层级传统原则外，亦强调了权限原则作为第二个规范结构的指导性原则。该条将规范性行为分为两类：1）立法行为；2）立规行为。立法行为包括三种形式：共和国议会法律、政府法令、自治区议会立法命令；而立规行为其中一类为规章命令。
在低于《宪法》的规范性行为中最主要的是立法行为──法律，然而「法律」一词在整部《宪法》中是一个具有多义特色的词，分别有三种不同意义：1）一般意义，包括共和国议会法律、政府法令及区立法命令（《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五、六、七款）；2）共和国法律意义，指法律、法令（同条第二、三款）；3）狭义上形式法律，指仅由共和国议会制定的法律。
《宪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为“法律及法令具有同等效力，但不影响组织法有较强之效力，且不影响使用立法许可而公布之法令、以及充实法律制度大纲之法令对其相应法律之从属性。”该款规定了共和国议会与政府的立法行为的对等规范性地位，一般原则是法律与法令在形式、效力上平等或对等，法律与法令原则上可各自或相互进行解释、中止或废止，因此，政府法规不是次级法律且不从属于法律，反之亦然。
回归前澳门的宪政模式基本上仿照葡萄牙的宪政模式。澳督所具有的立法权限大致可分为四类：
1. 一般权限──总督有权限就非保留予葡萄牙主权机关或澳门立法会的事宜，采取立法行为（《澳门组织章程》第十三条第一款）。
2. 竞合权限──总督及立法会均有权对《澳门组织章程》第三十一条第四、五款所规定的事宜采取立法行为 。
3. 获许可的权限── 总督倘获立法会许可或于立法会解散期间，得就原保留予立法会的事宜采取立法行为（《澳门组织章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4. 专属权限──仅总督有权限充实葡萄牙主权机关所制定的纲要法，通过执行机关架构及运作的法规（《澳门组织章程》第十三条第三款）。
而立法会的立法权限则分为：
1. 竞合权限──总督及立法会均有权对《澳门组织章程》第三十一条第四、五款所规定的事宜采取立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