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工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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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工作的公告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关于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工作的公告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0年第13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对食品添加剂实行生产许可制度。为全面贯彻执行法律规定，进一步加强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现将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企业生产食品添加剂（包括食品用香精），应依法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后方能生产、销售和使用。
二、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的申请和审批，应当严格按照卫生部等九部（局）《关于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卫监督发〔2009〕89号）、《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27号）和《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审查通则》（国家质检总局公告〔2010〕第81号）的规定执行。
三、已被注销《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书》的香料香精生产企业，如生产食品用香料香精产品的，应当按照上述规定申请办理《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书》。
各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生产许可审查工作中，应严格执行上述规定。对于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可直接予以换证；对于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不予生产许可。
换证工作应当于2011年3月1日前完成。自2011年3月1日起，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查处生产、使用未获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产品的行为。
四、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和产品抽样检验。发现企业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产品有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卫生部制定或指定标准的，一律依法责令企业停止生产，封存库存问题产品，召回已销售的问题产品，并依法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五、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适时关注卫生部网站（www.moh.gov.cn）关于食品添加剂标准制订或指定进展情况。食品添加剂标准一经卫生部制订或指定，应当及时受理企业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申请。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七日
湖北省企业负担监督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企业负担监督条例
(2005年11月26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企业负担的监督，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企业负担监督是指对国家机关、组织、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增加企业人力、财力和物力负担的行为的监督。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负担监督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完善企业负担监督的规章制度,组织、协调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做好企业负担的监督工作。
省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可以制定企业负担监督的具体办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的经济委员会主管全省企业负担监督工作，市、州、县(区)人民政府经济(经贸)委员会(局)主管本行政区域内企业负担监督工作（以下简称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
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检查涉及企业负担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情况，并就企业负担监督工作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建议；
(二)受理有关企业负担的举报、投诉，提出意见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组织查处重大复杂的举报、投诉；
(三)督促、协调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查处增加企业负担的案件。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财政、物价、监察、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与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的配合，并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做好企业负担监督查处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不得作出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规定。
企业认为人民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要求制定机关和其他有关机关对规范性文件予以审查。
第七条 下列涉及企业负担的事项，应当有法定依据；没有依据的，予以监督纠正：(一)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法律、法规、国务院及其财政、物价部门以及省人民政府的规定为依据，省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和市、州、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无权自行设立；
(二)涉及向企业收取的政府性基金，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及其财政部门的规定为依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无权自行设立；
(三)涉及企业的集资，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为依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无权自行设立。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财政、物价部门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正在实施的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项目及其标准进行清理审查，并将依法保留的项目列出目录，向社会公布；未列入目录的项目，一律不得实施,企业有权拒绝。
第九条 对企业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时，实施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出示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及收费依据，并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第十条 企业对收费的项目、依据和标准有异议的，有权要求实施收费的机关予以说明，也可以向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或者财政、物价部门查询,有关部门应当提供便利。实施收费的机关不能提供合法依据，或者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及财政、物价部门对收费依据的合法性予以否定的，企业有权拒绝。
第十一条 对企业实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应当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行政处罚应当在法定的行为、种类、幅度范围内实施；实施行政许可的，除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外,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二条 对企业实施行政处罚时，实施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及处罚依据，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罚款的，应当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应当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对企业的检查制度，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开展的检查进行统筹安排和协调监督；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行政机关的检查由其上一级机关予以协调监督。国家统一部署实施的全国性检查或者处理突发事件、查处违法案件的除外。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应当出具检查通知书，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检查通知书应当包括检查的依据、内容、时限以及实施检查的人员等内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应当予以支持配合，不得无理拒绝或者抗拒。
第十五条 邮政、电信、广播电视、铁路、公路、民航、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物价部门批准的价格标准、价格政策，不得擅自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第十六条 企业有权自主选择有执业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为其提供服务。国家机关不得强制企业接受其指定的社会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社会中介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物价部门制定的价格政策，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七条 禁止国家机关、组织、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实施下列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
(一)无偿占有、使用或者低价购买企业的产品、房产、汽车等财物和劳务,拖欠企业款
项；
(二)向企业索要财物或者要求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办案经费；
(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企业提供赞助、资助或者捐献财物；
(四)强制企业刊登广告和参与有偿宣传报道或者订购和参编报刊、图书、音像资料等；(五)强制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或者接受指定的检测、咨询、信息、商业保险等服务；
(六)强制企业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以及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达标并支付费用
等活动；
(七)要求企业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
(八)违法增加企业负担的其他行为。
第十八条 对违法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企业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或者财政、物价、监察、审计等部门举报、投诉。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增加企业负担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投诉。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和财政、物价、监察、审计等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受理企业负担监督举报、投诉制度,完善举报、投诉信息网络,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企业负担监督举报、投诉电话和网站等举报、投诉方式。
第二十条 有关行政机关收到举报、投诉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限时作出处理决定；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向举报、投诉者说明理由；对应当由其他机关受理的举报、投诉，一般自收到举报、投诉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移送其他有权受理的机关。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有权受理的举报、投诉事项，由先收到举报、投诉的行政机关处理，也可以会同有关行政机关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举报、投诉事项办结后，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将办理结果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告知举报、投诉者。对重大举报、投诉事项的处理结果，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予以曝光。
第二十二条 举报、投诉者对举报、投诉事项的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查。上级行政机关认为下级行政机关对举报、投诉事项的处理确有不当的，可以重新处理或者责令下级行政机关重新处理。
第二十三条 被举报、投诉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接受有关行政机关调查时，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得阻扰和拒绝调查工作，不得打击报复举报、投诉者。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为举报、投诉者保密。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违法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并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妨碍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查处违法增加企业负担行为的，或者对举报、投诉违法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个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当履行企业负担监督职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机关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查处违法增加企业负担行为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
简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李娜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刑法分则中的表述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的收入，差额巨大的，可卡因责令说明来源。本人又不能说明来源其来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差额予以追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在我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历史进程中，适应惩治腐败犯罪份子的需要规定的一种新罪。我国1979年刑法中没有这种犯罪的规定，是因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国家发给，没有其他来源，国家工作人员有巨额财产很容易被发现。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工作人员获得收入的途径越来越多，有的是合法所得，有的则可能是非法所得，使原本极小的财产差别变得越来越大。由于非法手段隐蔽，很难查实其真正来源，因此，1988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没收财产的差额部分。” 1997年修订刑法又将其适当修改，纳入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之中，罪名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但是其罪从开始设立以来，至今一直在刑法学界存在颇多非议，只要涉及罪名、客体、客观要件、主观要件、有罪推定、法定刑、立法价值等诸多问题。可以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我国刑法分则中最具有争议性的罪名，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犯罪份子的狡诈性以及对法律责任逃避的侥幸心理。
相对于受贿罪和贪污罪的最高刑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最高刑处于低刑。许多犯罪份子利用这一点大钻法律的空子，完全闭口不谈，保持沉默或者是胡言乱语，编造种种巨额财产来源合法理由，企图蒙混过关，致使司法机关难以获得查明巨额财产来源的蛛丝马迹。因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引导了行为人为规避法律而拒不交代犯罪行为，根据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犯罪嫌疑人在交代罪行时，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害（如暴露自己受贿而受到严厉惩罚）宁可选择较小的恶害（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罚轻），有巨额的来源不明的财产，如此多的赃款，数额不大的忘记了是谁给的，从那里拿来的是有可能的。但是一般而言，那些大额的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是不会不知道的，什么人送的要办什么事。什么地方拿的干什么用了，犯罪嫌疑人应当是记得的。因此来源不明不是真正的来源不明，而是不愿意说明，深究原因也不困难，主要的原因就是规避法律，逃避制裁。犯罪嫌疑人有可能熟知法律，对什么罪判什么刑罚是清楚的，如果交代了只有死路一条，但如果不交代也许还能找条生路。只是当财产来源处于犯罪或违法违纪行为时，行为人为了逃避惩罚或更严重的惩罚，才拒不说明真实来源。
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的财产来源于其他犯罪行为，具体罪名有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走私罪、逃套外汇罪、偷税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强迫妇女卖淫罪、拐卖人口罪；盗窃罪、诈骗罪、贪污罪；赌博罪、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罪、盗窃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索贿罪等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的财产来源于违法违纪行为，主要表现有非法经商办企业、兼职兼酬、买卖股票，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的会员资格等等。但从具体的个案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财产虽然来源于上述乏味犯罪行为中的一个或几个行为，然而由于行为人的拒不交代而不能确认。因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了许多犯罪行为人逃避刑罚的避风港。
（二）实践中司法机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本身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罪名，而实践中，司法机关处理此罪时经常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具体说来有三点：
1、由于一些犯罪行为人拒不交代犯罪事实，使案件的查处工作难以深入。巨额财产来源，除了对证据确凿的低头认罪外，对其他财产拒不交代真实来源，并往往编造虚假情况，把非法收入说成合法收入，致使其财产来源真假难辩。办案人员遇到这种情况，明知有太多虚假成分，但因无有力证据而难于否定。有的办案人员虽然掌握了犯罪事实，但因为行贿者拒不作证，无奈也只有“悬而不决”，在这俩种情况夹迫下，办案人员只能在取得一定成果后“鸣锣收兵”。
2、司法机关屈从于外界压力的“合法选择”。犯罪行为人大多身居要职，他们要么掌握人权，要么掌握物权，要么掌握财权，且大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势力范围。一旦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本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办案，与其有这样那样利害关系人也会出面讲情，从各方面“软化”办案人员。办案人员也常会基于种种考虑，主动或无奈地屈从于种种压力，不愿主动把案件一查到低。
3、在审判环节上，为维护司法公正，法院系统对检察院制定的起诉书中的有关证据进行再核实，为保证把案件办成“铁案”，只能持慎之又慎的态度，又将一些存在可能诱发翻案因素的犯罪事实排除在外，将一些证据不足的巨额经济收入划入不明来源财产。由此可见，司法机关不能查清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也是产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有必要适度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将该罪的最高刑定位为无期徒刑，加大有期徒刑的期限。同时考虑到附加刑，可以将该罪刑罚修改为“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没收财产；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数额特大的或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的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判断一个罪于刑罚的结合是否合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挥刑罚的积极功能，有利于现实预防犯罪的目的，是不是符合社会形势对刑罚的需要。要通过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收到预防犯罪的实效，单纯的重型或者轻刑都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践，所以该罪的刑罚要针对司法实践，拉开距离形成阶级层次，尽可能满足司法实践对刑罚的需求。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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