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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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刑事和解遭遇“花钱买刑”之殇
　　　　　　　　　　　　　　　　　　　——有关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

论文提要：
刑事和解一般认为是起源于西方恢复性司法理论上的解决刑事纠纷的新型司法制度。我国学界对该制度的关注起步较晚，但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日益深入。特别是近期我国的个别刑事司法案件所引起的极大社会议论，更是使得刑事和解制度日益进入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视野。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宏观概述，主要阐述其概念、特征，历史文化渊源和适用现状。其次，对刑事和解进行合理性分析，既阐明了刑事和解所面临的种种质疑，更是对其积极价值予以全面分析。最后，在综合借鉴各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相关设想。
全文约9303字。

以下正文：
引言
从 “杭州飙车案” 的胡斌亲属积极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最终定性为“交通肇事罪”，一审判处3年有期徒刑 ，到孙伟铭醉驾案造成4死1重伤，一审判处死刑，二审中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被纳入量刑考量因素，改为无期徒刑 ，每当金钱与刑罚直接挂钩，总会引起热烈讨论。“花钱买刑”、“赔钱买命”，这些极具讽刺和挑动大众敏感神经的词语一度把司法机关推到了舆论是非的风口浪尖。随着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审判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适用，该制度本身所遭受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所谓“花钱买刑”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专用名词，而是社会对特定范围内的刑事和解制度的通俗性说法，可以说是对刑事和解制度的一种质疑乃至否定，并对由此可能导致的司法不公深表担忧。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该制度的历史文化探源和国内外适用现状进行分析，试图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一）含义及其特征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司法实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美地区，当时称为“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和解计划”（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指的是在专门调解人的主持下，由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对面进行接触，就犯罪事实和后果进行交流和沟通，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实现赔偿，恢复双方关系。 刑事和解是中国式的刑事法律术语，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出面，使加害者和受害者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商谈达成的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刑事处分的依据。 刑事和解不是当事人直接处分案件的刑事部分，而是当事人在达成和解协议、被害人表示原谅加害人的基础上，办案机关根据案件情况作出处理。 这一概念主要有如下特征：
和解性。与刑事诉讼对犯罪的处罚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和解强调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对话、协商，淡化对抗、严惩的主题色彩，较为缓和。
自主性。刑事和解需要经过双方协商后达成合意，是否能够达成和解意向，和解的具体实现方式，和解的具体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识，而不具有强制性。
互利性。和解可以是否当事人得到利益最大化，加害人积极认罪、悔过、道歉，通过经济赔偿向受害人表达悔过之心；被害人心理和生理上的创伤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经济上得到了令其满意的赔偿，相应地，其谅解态度也使得加害人在刑事部分的处理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轻缓处理，这一过程的互利的。
民事性。刑事和解仅仅是对民事部分的和解，并非对刑事部分的处理，最终刑事部分的处理只能是司法机关在参考民事部分和解的基础上作出的。
（二） 历史文化渊源
1、古代传统法制思想
中国古代传统的“非讼”、“仁政”、“明德慎刑”与“和为贵”思想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了传统中国人所追求和向往的和平安宁的理想社会状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上采取了怀柔政策，对犯法者慎重地行使刑罚，且大多强调以德为纲，提倡德教。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合成为社会法制理想，存在着“息诉”、“无讼”等思想。
2、西方刑事理论基础
多数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源于西方，其理论基础包含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等。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更是对被害人、对社会和对其自身的侵犯，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刑事司法权的参与。该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刑事和解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 平衡理论代表了以个体的心理为基础的解释模式，以被害人在任何情形之下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有其自己的合理期待这一相对直白的观念为前提的。当这种先天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戏规则被打破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能帮助他们恢复他们所期待的那种平衡的策略和（司法）技术。叙说理论认为被害人的被害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应当由加害人负责的侵犯。其意义在于叙说者与受众之间的共鸣，加害人还充当了被害情感的最佳发泄对象。
3、和谐社会理念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倡导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刑事和解应运而生。刑事和解制度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科学发展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生动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强调轻重有别、恩威并施，注重刑事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4、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传播
鼓励世界各国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采用恢复性司法原则，是联合国《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决议明确倡导的，随着该理念的广泛传播，刑事和解在世界范围内正被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用。
（三）刑事和解适用现状
1、国外刑事和解实践
加拿大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例刑事和解实践，运用于经济犯罪、环境犯罪及一些轻微刑事案件中。美国在1978年建立了第一个刑事和解计划，其运用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最初的少年犯扩大到成年犯罪，运用领域也涉及严重暴力犯罪。刑事和解理念目前已成为国际思潮，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所接纳。
2、我国刑事和解现状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主要分散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等文件中，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并且主要规定在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并没有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本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6条规定：“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以外，可以调解”。第19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0条中规定的法官调解制度，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的微罪不起诉制度，公诉案件中存在的酌定不起诉制度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规定的予以训诫、责令悔过、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微罪不起诉处分的替代措施，都具有刑事和解的制度特点。

二、刑事和解合理性探讨
（一）刑事和解面临质疑
1、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
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有的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有去刑化的倾向，在最终实体处分时作出低于法定刑的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有损司法的尊严。
2、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冲突
刑法明确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任何人犯罪，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在定罪、量刑和行刑上都应一律平等。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向被害人悔过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经济赔偿，这在经济能力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在一定程度是哪个形成一种新的不平等。特别是在普通大众的眼里看来，刑事和解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利”，穷人是无法“享受”的，这就使得犯罪人由于所拥有社会财富的不同而可能受到区别对待，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的人就有可能免除牢狱之灾。
3、与罪行相适应原则冲突
刑法所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决定刑事被告人刑罚的因素只能是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即同样的罪行应当受到同样的刑罚。但是刑事和解制度通过道歉、赔偿等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减轻或免除了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明显与这一原则相冲突。
4、社会公众的质疑
刑事和解制度目前在我国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社会公众的质疑，主要质疑司法机关将加害人的经济赔偿替代刑事处罚，将金钱支付义务履行与否作为刑事被告人是否承担刑罚以及刑罚多少的衡量标准。这是此前杭州胡斌飙车案、孙伟铭醉驾案发生后，公众对富人“花钱买刑”的言论，以及对“赔钱减刑”判罚义愤不已的根本原因。
（二）价值分析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刑罚的发展历经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汉文帝结束奴隶制的肉刑，隋唐五刑刑名，这都体现出刑罚方式日臻文明的历史规律。 时至今日，在刑事理论研究和审判实践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已不仅仅是作为现代文明程度的标杆，更为重要的是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对于被害人、加害人、刑事司法机关和社会整体的积极价值。
2、对被害人而言
有利于充分保护被害人权利，可以让刑事受害人得到最切实有效的救济和补偿。在传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往往忽视了对受害人或者受害人近亲属的救济和补偿。特别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虽然赋予了刑事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近亲属以要求刑事犯罪人赔偿的权利，但刑事犯罪人已遭受了自由刑甚至生命刑，所以加害人（或其家属）不愿意再积极履行金钱赔偿义务，这也就造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率极低的现状。
2、对加害人而言
法官选任制的反思与构想

〔内容提要〕
法官选任制是有关选拔和担任法官的基本制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长期沿用选拔行政官吏的模式去选任法官，而漠视法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大量的社会矛盾涌向诉讼渠道寻求法律救济。视同行政官吏又不彰显职业化的“法官”被推向了应用法律的最前沿。又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WTO的加入，我国正向更高的目标－法治国家迈进，法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也日益被人们认识和关注。为了改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局面，必须淘汰“贬值”的法官，并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官遴选制度。为此，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并以“深化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为标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不少内容就涉及了法官选任制度的改革和推行。法官选任制也成了各地法院诸多改革举措中的重头戏。但是，以笔者之见，有的地方看似全面推行，如交流、轮岗、任职回避等，但实际上背离了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也有的仅是走过场，充其量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所以，如何以科学的发展观、法律观来建立和推行法官选任制度，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和探索。
为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的法官选任制度，本文先从我国法官选任制的历史发展出发，考察了我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法官选任制的确立和发展，分析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现行法官选任制存在的遴选标准偏底和不可避免受地人事体制行政化制约的影响等特点。然后从比较法的角度，通过对域外主要是法国和英美国家法官选任制的认识和比较，指出了现行法官选任制改革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法官助理制的试行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法官交流、轮岗的负面影响及统一司法考试尚未能起到遴选优秀法官的作用等方面。最后，笔者在全面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法官选任制的五脏点构想：一是提高遴选的标准；二是提高法官的待遇；三是注重司法考试与司法培训的衔接；四是建立专门委员会遴选法官；五是逐步建立法官长任期制。
法官选任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社会上最优秀的法律人才被入选法官，其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选任和改革本身，而在于国家的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整体推进，在于司法权威的神圣确立，在于国家法治目标的早日实现。
全文共11000字。
以下为正文。
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趋势，司法领域将会涉及愈来愈多的全球化因素，法官必将面临与国际社会愈来愈同步的全新诉讼领域。 我国的法官队伍存在着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而一个完善的法官选任制不仅能让社会中的优秀法律人才成为法官，还会激励已经在任的法官更加努力工作、更注意积累司法知识，有志于终身致力于司法审判，与时俱进，不断提升法官的整体水平。本文将从考察我国法官选任制的特点出发，通过与域外法官选任制的比较，并在分析现行法官选任制改革若干举措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完善我国法官选任制的几点构想。
一、我国法官选任制的特点
在目前有关我国法官选任制现状的原因分析中，往往将现行制度的不完备归咎于历史。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重视法官选拨的，尤其是民国时期。只是到了解放初期，由于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1、中国古代的法官遴选制度
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重视司法官吏的选拨是从商周开始的。在古代，从事审判的官员往往并不具备法律知识和培训经历，司法官与行政官不分，法官也很少是终身任职的。行政长官同时兼理司法，皇帝既是最高的行政长官，同时对案件又拥有最高的裁判权。
2、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法官选任制度
近代以降，经过清末官制改革，司法与行政趋向分立，法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识。
到了民国时期，实行严格的司法考试制度，规定任免法官除了要具备在正规的法科院校学习达一定年限的条件外，还必须通过当时举行的统一司法考试，这比任免一般的行政官吏条件大大提高。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极为重视法官的选任。《临时约法》规定了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及制度，法官终身职务制，在任中不得减薪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
北洋政府时期法官管理制度进一步现代化，对司法官规定了较行政官吏更为严格的考试资格，更为专门化的考试科目，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为严格的惩戒。
国民政府时期，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规定近于苛刻。当时一个比较典型的录用官吏的法规《法官考试条例》规定了在国立的、外国的或经政府认可私立的各种大学或专门学校修法政学科三年以上，领毕业证书或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速成政法学科二年半以上毕业，并曾充任推事、检察官一年以上者，或曾在国立或经政府认可的大学和专科学校教授法政学科二年以上经报告政府有案者，才有考试的资格。考试的内容几乎包括政法大学或专门学校法政学科的全部科目。考试分为初试、再试，初试合格者在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接受一年培训之后，参加再试。
3、新中国成立后法官选任制的确立和发展
建国初期，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和社会环境，大量谙熟法律的人员从法院被清洗掉，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立场坚定而对法律并不熟悉的人担任法官。在立法方面，无论是1951年《人民法院组织暂行条例》，还是1954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法官的任职方面的专业要求只字未提。而文化革命时期，法院则一直在军管与撤销之间沉浮。直到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法官任职方提出“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要求，1995年《法官法》规定法官任职必须具有高等学校专科学历，并开始实行初任审判员全国统一考试。2001年修改后的《法官法》将法官的任职资格提高到了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并举行了首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4、现行法官选任制的特点
（1）遴选的标准比较低
根据修改后的《法官法》，具有本科以上的学历是担任法官的前提。这一条件虽较以前的大专以上学历有所提升，但是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而言，选任的标准仍偏低，表现在：①不重视法学学历。虽然《法官法》要求获得非法学学历的人必须具有法学知识才能担任法官，但法学教育并不是担任法官的先决条件，法学本科学历与非本科学历具有同等的意义，法学研究生学历与非法学研究生学历的意义也等同。这就很难保证法官都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训练。②对学历的价值不作区分。由于在我国法学已是一个热门专业，各种大学竞相举办法律专业，而有的大学事实上不具备相应的师资，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的质量值得怀疑。另外，在我国还存在着电大、业余大学、函授、自考、党校等法学教育形式，再加上大量的研究生课程培训班。不同的教育形式的法学文凭的“含金量”是不能等同的。③对学历的价值区分不合理。我国的法学研究生教育，并不以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为先决条件，很多未受过法学教育的人也可以攻读法学硕士，而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又对专业作了非常细致的划分。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仅学习了法律的某一个部门，基本上不可能受到系统的法律训练。而法律对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担任法官所需要的法律工作经验的要求，低于获得本科学历者，这难以保证他们成为合格的法官。
（2）法官的选任受人事体制行政化的制约
由于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采取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和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模式，整个社会处于“泛行政化”的状态，我国的法院一开始就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模式来建构的，当然在各方面都具有行政化的特性。在法官选任方面，则表现为人事管理的行政化。过去，法院的法官完全与一般的机关、事业单位一样由组织人事部门从社会上招用后按照计划分配给法院，进入法院后根据需要统一由法院的人事部门分配到各个审判业务庭工作。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与从事非审判工作的其他人员之间没有质的区别，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互换的。 虽然《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等级，但仍然采取了“工龄加职务”行政等级化的评定标准，行政职务的升迁仍然是法官追求的目标。法官在审判工作中要接受数级行政或准行政领导的管理和制约，这种管理实际上是行政首长制的缩影，严重违背了法官职业特点和审判规律，导致审判“暗箱操作”，法官责任心不强，业务素质提高缓慢 。
（3）法官的保障机制不完备
与法官选任制度密切相关的是法官的保障机制。而我国目前的法官保障机制是不完备的，具体表现在：①法官缺乏身份保障。在许多地方，法院仍然视为地方的一个部门，法官被当作普通干部。虽然《法官法》对法官身份给予明确，但没有建立明确的法官任期等具体的保障制度，法官的身份仍然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实践中，法官随时可能因各种理由像公务员一样被免职、降职、调动工作，这种职务的变动没有严格的程序约束。②法官缺乏职务保障。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法官的独立审判地位，法官依法履行审判职务时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一旦法官职务受到干扰或侵犯，缺乏具体而有力的保障措施。法院审判工作中经常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干扰，甚至受到诬陷、侮辱、攻击，承受巨大的压力，如果屈从于干扰和压力就违背了法律原则，坚持法律原则又没有可以依靠的保障制度，常常处于左右为难，欲争无力的状态。③法官缺乏经济保障。地方法院的经费来自于地方财政，在我国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法官还不能按期领到足额的工资，一些法官经济困难，生活十分清贫，许多基层法官是在凭思想觉悟工作。法官缺乏保障的微薄收入，难以保证法官体面的生活。需要为生计忧虑的职业，在社会上是没有职业尊荣可言的。缺乏充足的经济保障，使法官难以树立职业自豪感，削弱了法官面对各种利益诱惑的自律能力，不但难以吸收优秀人才进入法官队伍，也严重影响了现有法官队伍的稳定，这也是近年来法院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二、对域外法官选任制的考察与比较
在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官选任制的特点后，我们再来比较和参照一下域外的法官选任制。纵观国外的法官遴选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
（1）、遴选的标准比较高
在法国，法官大都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通过后进入国家法官学院接受专门的培训。在培训期内，学员要到公司、国家机关等各种机构中了解社会现实，然后在法官学院接受8个月有关如何从事审判工作的专业训练，再被安排到法院中进行实习。第一阶段的学习结束，学员要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后，被分配到法院，然后再开始进行6个月的第二个阶段的专业实习。
德国法官的资格考试与法国相差不多。他们必须经过正规的法学教育，两次考试合格才能担任法官。第一次考试即大学毕业考试，考试合格后，经过两年半的社会见习，然后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的成绩是挑选法官的主要依据，考试合格率为10%。
再来看一下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英国的法官几乎都是从出庭律师（barrister）中选择的。而且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出庭律师才能有机会被任命为法官。其衡量的标准就是开业的时间。一般而言，有十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有望被任命为高等法院的法官；高等法院的法官或有十五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被任命为上诉法院的法官。
在美国，只有获得法学院学位，经过严格的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并有若干年从事律师工作经验的律师或法学教授才具有担任联邦法院法官的资格。
（2）遴选的程序严格
美国州法院法官的遴选制度有任命制和选举制等不同程序。在这两种程序上产生出一种吸收两者优势的“密苏里方案”，也被称为“素质选择”（meritselection）方案。它的一般作法是：由律师和非律师组成的固定和非党派的委员会来挑选、调查和评价法官候选人。该委员会是法官提名委员会，一般包括州长、检察长、州最高一级法院的法官、律师协会的人员、州参议员和一般公民。他们一般由国家官员、律师和公民组成的班子挑选进入该委员会。该委员会需要根据它对于法官候选人的考察准备一份候选人名单。当州法院法官出现空缺时，委员会便把最具备资格人选名单（通常为一个空缺提供3名候选人）提交给有任命权的机构（通常为州长），由他从该名单中任命法官。在任命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如果该名新任法官想继续留任，该委员会或全体公民将通过投票（留任选举），决定他能否继续留任直至届满。
在法国，理论上讲法官是由总统任命，实际上则是由高级司法委员会挑选。该委员会负责挑选上诉法院和巡回法院法官。该委员会包括总统、司法部长以及其他由总统任命的具有法律背景的9名成员。下级法院法官的挑选是由司法部长在征询了该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的。
（3）法官的保障制度完备
国外的法官一般都实行法官终身制，法官终身制的意思不仅仅是一辈子都可以待在法院，都可称之为“法官”；终身制还是同法官的职权范围相联系的。例如，在美国联邦和部分州的法域，法官的任命总是同某个具体的法院相联系的，因此除非他得到提升，他的权利范围是不会改变的，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到他退休或辞职。法官的司法权力不会因迁任而受到威胁。即使在另外一些选举产生或有类似选举产生法官的州，由于选举的考量，法官的司法权会受制于选取民的意愿，但是在其任期之内，这种权力一般不会受到升迁的威胁。在法国，依据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4条宣告的法官终身制原则，除了法官因行为不当依据程序撤职外，其他任何法官职位的变动，包括法官的晋升也必须首先取得法官本人的认可。 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考虑法官的交流、轮岗制时所要借鉴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对法官的要求不仅强调书面知识，更要求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和社会阅历。法官的任命都倾向于采用委员会及各种机关和团体的遴选机制。法官的地位比较高且有完备的保障机制。而这些，是我们的法官选任制中所没有的。
三、 现行法官选任制改革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现行法官选任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深化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为标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其中涉及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内容,具体包括：从下级人民法院遴选法官、法官助理，法官定编，交流、轮岗，任职回避等。与此相配套的则有从2002年起实施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应当说，所有这些改革措施的目标都有是为了促成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促成法官群体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最终实现司法独立。从理论上讲，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法院队伍建设的终极目标。法官职业化意味着法官具有独特的职业属性，即独特的知识、技能和法律思维：法官不仅具有理论素养和法律知识，还应具备实践素养、审判技能和经验。这就要求要经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和长期的司法实践，意味着法官具有优秀的人品道德和司法操守，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能够刚正不阿、公正高效地裁决社会纠纷案件，意味着法官具有独立的地位，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地位，一切皆决于法，只服从法律。因此，法官职业化的深刻内涵，意味着法官的资格有严格的标准，并非人人都能当法官。也就意味着要不断改革现有的法官选任制，建立一个与法官职业化相配套的完善的法官遴选机制。
但是，目前上述改革措施除了统一司法考试已完全推行外，其他的仅在一部分地区进行试点。有的地方表面上虽已全面推行，如交流、轮岗，任职回避等，但实际上背离了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也有的仅是走过场，为了改革而改革，即所谓换汤不换药，如法官助理制的试行。
面对这些现状，我们觉得，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科学、理性地考察这些措施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1)法官助理制的试行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1999年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33条中提出“随着审判长选任工作的开展，结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和取消助理审判员工作进行试点，摸索经验。”试点单位将实行“老人老办法和试行新政策相结合”的原则，“老人老办法”是指在人民法院现有人员中开展法官助理的试点，重点以运行“法官（合议庭）＋法官助理＋书记员”的人员组合模式为主；维持从事法官助理工作的有关人员的法律职务、待遇不变，使他们在保留现有身份的前提下，行使法官助理的职责。“新政策”是指新进法院的审判业务人员和重新组合后的法官助理、书记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不再任命为助理审判员。这些人员中符合法官（审判员）条件的，可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通过法定程序，直接任命为法官（审判员）。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可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任命为法官助理。改革的要点是让一些不能继续担任法官但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人员转任法官助理。 此后，在全国各地法院确实进行了一些试点工作。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关于某某法院推行法官助理制被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举措而见诸于媒体。
然而，实践中这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已偏离了制定者的初衷。这一名义上来自美国的制度却成了中国法院人事改革“借壳上市”的一个“壳”。 试点法院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将不能继续担任法官但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人员转任为法官助理，而只是将现有的助理审判员转任为法官助理。因此，这种改革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将原有状态下法院审判人员的名称换了一下。把法官助理转变成了一种变相增加法院人手，应对日益增加的诉讼案件和调解案件的应急措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