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整部公路工程监理评标专家库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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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关系案中的消极诉讼行为

徐 亮 李志刚 张向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将男女双方均无配偶而未依照婚姻法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定性为同居关系，取消了非法同居的提法。同时也对同居关系和事实婚姻作出了新的界定和程序性概括。该解释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但对解除同居关系案件能否准予撤诉，是否一律判决予以解除等问题未予明确。此外，案件中往往还会遇到原告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或应交案件受理费而不预交，申请缓、减、免交而未获批准仍不预交等情形，甚至还有在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同居关系后又因和好而仍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对这些消极诉讼行为究竟应如何处理，确为审判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小事，实则很困扰人，有时为了开庭，只好“上门服务”，加大了工作量，也加剧了案件多而物质装备严重不足的矛盾，有时眼看审限临近届满，却无法结案。
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第三十五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显然，未办理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关系具有违法性。由于受到传统民间习俗的影响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我国这种行为涉及的人为数可观，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修订后的婚姻法新增了“补办登记”这一柔性规定，给实施这种行为的人们一个最后补救的机会，同时也不失为一种以利于保持社会关系稳定的权宜之计。反映了法律正视现实和对待这类客观存在的现象所持有的一种灵活的变通的态度。婚姻法解释(一)亦对此类行为人进一步作了规定，即“未补办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明确了未补办的法律后果。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未强调该行为的“ 非法”性。立法上这一微妙的变化，体现了涉及人类感情生活的婚姻家庭纠纷的特殊性和“特事特办”的务实态度。
婚姻法具有民法的本质，属私法范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一处分原则是根据列宁提出的国家干预
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确立的。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上的处分权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受限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如果当事人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处分权，人民法院有权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正确、合法直接进行审查和监督。但这种审查和监督、干预毕竟是有限的。仅限于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不予批准或确认无效而已。如前所述，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是民事违法行为，当然应对其予以适当的干预，但过去实行的“一律予以解除”和“给予适当的民事制裁”的做法是不现实的，这种提法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民事诉讼实行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要求“离婚”(解除同居关系)的男女双方如中途和好，要求撤诉，也即不再寻求公权的救济时，此时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民法院虽然不应准予撤诉，因为准予撤诉是对当事人的民事违法行为的放纵。但也不宜再“穷追不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判决予以解除，完全可以裁定按撤诉处理，终结诉讼，案件视同为没有起诉。那种一律解除的作法不仅有违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要求，同时也有公权对私权的过分干涉之嫌。事实上这样处理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当然在不准予撤诉的裁定中，仍然要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即：告知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补办结婚登记的。至于当事人是否补办登记，是否“一去不复返”，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只能寄望于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上。但如果被告方提出反诉，也即一方当事人仍然积极寻求司法救济，或原告出于其他原因撤诉，当然应按照法律规定，对案件受理前仍未补办登记者判决解除其同居关系，而且必须解释。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如能调解达成协议，则另行制作调解书，如调解不能，则应根据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和双方的具体情况一并作出判决。
不管是否准许撤诉，当事人和好后，往往会出现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情形，甚至判决解除同居后有时因重新和好又以夫妻名义居住在一起。对此，人民法院绝不会动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强行推动诉讼进程，“法不责众”，而对这样为数众多的人群，强制去干预他们的“私生活”，似乎有代行行政权之嫌，而且也于法无据。非止法院，其他执法机关也没有干预这类行为的法律依据。毫无意义的干预不仅无助于纠正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反而会损害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实为法律的无奈，司法的“尴尬”。
司法活动要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一部法律的贯彻实施中，如果民众对法律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视之为“恶法”；如果公众远离司法，避之唯恐不及；如果我们无视国民特有的文化心理特点，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思：没有公众发自内心的对法治的信仰和对法律的普遍遵从、认同，没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一味积极地干预，又能取得多大的实际效果？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最后，再同刑事自诉案件作一下比较。我国刑事诉讼法亦赋予自诉案件当事人以自行和解、撤诉等权利。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法院主持下调解解决。如被告人未提出反诉，自诉人的撤诉申请应予准许。自诉人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应当按撤诉处理。刑事(自诉)案件尚可如此处理，作为民事纠纷性质的解除同居关系案，更不应对其毫无限度地过分干预，不该出手就别出手。当事人怠于寻求公权力救济时，应及时以撤诉结案，绝不再为其浪费司法资源。放弃过去哪种管得过多过宽的印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陈旧观念和力所不及的无奈吧，效率才是优位的选择。
总之，对同居关系案，“一律判决予以解除”的提法是过时的，不具有现实性、实务性和科学性。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领导小组等


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还贷工作的实施办法》
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财政局



大兴等五县区财政局、农村改水办公室：
在执行世界银行“ＣＨＡ－1578号”中国农村供水项目期间，我市于1985－1991年向国家财政部借“世行”贷款，8035537．5个特别提款权，（按当时汇率折合10361092．23美元，人民币40283892．31元）。同年开始，由市政府转贷给大兴
、昌平、顺义、通县、房山五个区县进行农村改水工作。按贷款协议要求，除贷款资金外（贷款资金占工程总造价的40％），市、县政府给予资金配套（占10％），农村集体、个人集资50％，共完成农村供水项目736个，使844个村，92．39万农民吃上了安全卫生的自来水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根据贷款协议及全国爱卫会下发的还贷通知要求，自1995年9月5日起至2010年3月5日止，我市每年将分两次向国家偿还贷款，每次偿还贷款总额的三十分之一，即267851．25个特别提款权（ＳＤＲ）。还款额计算方法，贷款协议规定，以特别提款权（ＳＤＲ）为
单位，按还款时的汇率折算。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和国家汇率的调整，还款与借款时汇率差距甚大（借时汇率1ＳＤＲ＝1．2894ＵＳＤ，1ＵＳＤ＝3．888ＲＭＢ；而1995年8月2日中国银行发布的“国际金融市场行情表”的汇率，1ＳＤＲ＝1．55954ＵＳＤ，
1ＵＳＤ＝8．2967ＲＭＢ），给还贷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按8月2日汇率计算，15年内我市将向国家约还款103972105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约还6931474元。借款期间，我市农民使用“世行”贷款折合人民币为40283892．31元，与还款总额相比，差
额（贷款风险）约为63688212元，约占还款总额的61％。
鉴于上述情况，按市政府与大兴等五个改水项目区县签定的贷款协议，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的还贷工作应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受益农民偿还的借贷金额部分，二是按照贷款担保合同，受益区县政府承担风险，即应还的ＳＤＲ数额按还款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的不足部分。由于此项工作涉
及面广、难度大，我市必须认真组织，狠抓落实。为确保农村改水项目还贷工作的顺利进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做如下规定，望认真遵照执行。
1．各区县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还贷工作的认识，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好本区县农村改水项目的还贷工作。保证按期、如数偿还贷款本息。
2．财政部分要把还贷资金纳入当年预算，认真执行贷款协议，切实起到对农村改水项目的担保作用，对受益农民还贷部分要有相应的制约措施，保证还贷资金及时到位。
3．在区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区县农村改水办公室负责受益农民的贷款回收工作。把回收贷款工作做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结合本区县实际认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还贷措施，做到责任到人，定任务，定指标，保证按期、如数回收贷款。
4．在市政府领导下，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的还贷工作，由市财政局和市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每次还贷，各有关区县财政局、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分别将偿还贷款提前一个月汇至市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待各区县交齐后，由市改水项目办公室统一偿还国家。
5．要认真总结还贷工作经验。每半年各区县要向市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书面报告一次回收贷款情况，以便市领导及时了解掌握全市还贷工作情况，及时解决存在问题，指导全市还贷工作。
1995年10月16日



1995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