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影电视部优质产品评选办法

上一篇: 事业行政单位预算会计制度
下一篇: 甘肃省劳动保护监察暂行条例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没有证据，就没有刑事诉讼。周永康同志在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要强化证据意识，保证刑事案件办理质量。”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证据问题贯穿了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这不仅反映了立法者的证据意识，同时也给刑事诉讼的所有参与者提出了要求，即参与刑事诉讼必须有证据意识。作为一种理性自觉，证据意识要求人们能够正确认识证据的本质及其诉讼价值，并能够自觉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和解决争端。同时，证据意识也是一种本能，是人们在诉讼中或者诉讼外自动养成收集、保存、运用证据的习惯。

一、理性认知证据，树立科学证据观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证据意识则决定着人们对于证据基本问题的态度。首先，应当对“证据是什么”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对证据的传统定义做了重大修改，把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据此，证据成了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而非案件事实本身。这种载体既可能是物质的，如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也可能是非物质的，如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用“材料”取代“事实”，消除了旧法中的逻辑矛盾，同时也标志着人们对于证据的认识由过去的实质理性转向形式理性。

关于证据的真假问题，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强调证据的客观性，认为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主观想象、臆测和捏造的产物。也就是说，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可靠性，所谓“不属实者非证据”。但实践表明，当事人和公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明材料，并非都是纯客观的真材实料，如虚假的供述、伪造的文书等，甚至有时候被法官采纳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也可能被证明是假的。鉴于人的思维的非至上性，人们对于证据的认识是相对的，我们无法否定证据具有相对真实性的一面。

二、培养证据意识，提高诉讼自助能力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意识具有重要的自助功能。案件发生后，被害人要有收集和保管证据的意识，尤其对于自诉案件更是如此。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没有证据，被害人无法提起自诉。即使非属自诉案件，被害人能够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有些证据稍纵即逝，待侦查人员取证时，犯罪现场可能已被破坏，证据可能被毁灭而无法再取得。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防御状态，属于辩护一方，因而也要有收集和保管证据的意识。作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除了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外，还要特别注意收集、保管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证据。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公安司法人员侵犯其人身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尤其是涉嫌刑讯逼供时，有权提出控告，但必须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实践中，很多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遭到刑讯逼供，但往往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

对于律师来说，证据意识是一种重要的职业素质。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可以通过会见、阅卷或者取证等方式获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但近年来的诉讼实践表明，很多律师因担心“被伪证”而怠于调查取证。虽然保全了自己，但损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辩护制度。证据是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履行责任的重要根据，作为法律职业者，律师应当尽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但在调查取证时也要注意自我保护。如在向证人取证时，可以采用录音录像的方式，或者让证人在证言笔录上签字和按手印，以确保证言的真实性，并表明询问已征得证人同意。

证据意识也是公安司法人员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刑事诉讼的主导者，公安司法人员不仅要对证据知识和证据规则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且要能够准确熟练地运用证据;除了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客观全面地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外，还要注意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性。这不仅是正确惩罚犯罪的需要，也是自我保护的需要。如前几年在推行“录音、录像、律师在场”(又称“三项制度”)实验时，侦查人员在开始的时候普遍有抵触心理，但实施一段时间后，逐渐接受并非常欢迎这种做法了。究其原因，“三项制度”的实施为侦查人员文明办案起到了见证作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并正式确立了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在错案追究制日益严格的今天，对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证据意识、避免被错误追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转变侦查观念，严防非法取证行为

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一环，也是收集证据和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程序。培养和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有利于保障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为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侦查人员要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从口供本位向物证本位转变。长期以来，我国侦查工作坚持口供本位，过于强调口供的作用，侦查思维往往“由供到证”，即先从口供入手，然后再根据口供去找其他证据。由于过于看重口供的作用，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况时有发生。侦查人员应该转变观念，将侦查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口供以外的证据尤其是物证上来，不断减少对口供的过分依赖，通过物证和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

二是从重视证据客观性向重视证据合法性转变。侦查活动是一种典型的诉讼认识活动，除了必须遵循认识论的客观规律去发现和收集证据外，还要受到程序法的规范，体现程序正义的理念。也就是说，在实体真实性和程序正当性之间，我们应当承认并重视程序的价值和作用。作为案件事实的探求者，侦查人员首先应当依法办案、文明办案，在收集证据时，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讯问、搜查等，避免有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

三是从“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转变。在公安部日前召开的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工作部署会上，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明确指出，要使广大民警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方式，在证据规格和标准上把“破案”与“庭审”的要求结合起来，切实实现侦查办案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这一提法很有指导性，对于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也是适用的。为此，侦查人员应当转变工作思路，以证据为本，由过去侦查“抓人破案”转向用证据去证明犯罪事实上来。

四、加强证据审查，提升公诉和监督水平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负有公诉和监督双重职能。作为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负有客观公正指控犯罪的职责。强化证据意识，就是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做到“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注意审查侦查机关或部门收集的证据是否客观全面，有无违法取证行为。在出庭支持公诉时，要用证据说话，对于每一项指控，都要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切实履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的举证责任。此外，公诉人还要正确认识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注意维护被告人的正当权利。

诉讼监督也要用证据说话。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些新规定加强了人民检察院在诉讼监督中的证据审查意识。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于非法取证的审查与核实，即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再如，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6条的规定，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活动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等方式，来予以核实。有了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证据，提出纠正意见就会更有效力，纠正违法侦查行为才会更有效果。

五、强化证据裁判意识，确保刑事案件质量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础性原则，其核心在于强化证据意识，强化证据对于认定事实的基础地位。刑事诉讼关涉公民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剥夺，为了防止主观擅断，确保案件办理质量，法官应当强化证据裁判意识，努力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也是正确处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保障。现代诉讼彻底将“神判”丢弃，证据裁判原则成了证据规则的“帝王条款”，支配所有犯罪事实的认定，但“拍脑袋”断案、按照长官意志断案等违反理性的认定事实方式仍然存在。要防止法官恣意擅断，就要从源头上严把证据关和事实关，做到一切都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更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是认定事实的证据必须是合法有效且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采取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对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并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维护了司法的纯洁性。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完善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和专家辅助人制度，为证据质证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是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检验刑事案件质量的试金石，它既是衡量控方是否适当履行其举证责任的尺度，也是检验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是否达到法律要求的标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条把证明标准解释为“排除合理怀疑”，按照比较权威的解释，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刑事证明是相对的，没有证据固然不能认定案件事实，但有了证据也不一定就能认定有罪，如若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按照疑罪从无的“铁则”，应当推定被告人无罪。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
　　　　　　　　　　　　　　　浅谈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近年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日益增多，而在这类案件处理中的法律适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许多审判人员在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赔偿标准处理上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尤其在医疗损害赔偿适用法律上并不一致，相类似的案件却常常出现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特别是在精神损害赔偿和死亡赔偿金等方面，判决结果差异甚大，少则几万，多则十来万、几十万元，不利于维护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如何适用法律呢？
　　笔者认为,现阶段审判实践中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不一致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没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为根本，将医疗损害的民事责任一律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确定为侵权责任，及适用《条例》的规定，这与民法的立法精神是相悖的；或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等法律法规，适用各个法律法规，不能相互统一。按照《民法通则》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过错造成了他人人身、财产等民事权益损害，受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没有限定这种损害的类型和程度。患者方只要认为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侵犯了其生命、健康及财产等民事权益，并造成了损害事实，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医疗损害侵害的是作为患者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属于《民法通则》调整的范围，即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侵害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审判实践中产生争议最多的是《民法通则》和《条例》的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颁布的《通知》（法[2003]20号）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此条规定明确了《条例》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关系。国务院《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侧重于行政管理职能。它虽然在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方面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毕竟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确认医疗事故的等级及其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性法规，与民法通则不是特别法和普通法的关系，而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不能完全正确指导法院的具体审判实践活动。由于我国民法典尚在制定之中，现在暂无侵权行为法，现行《民法通则》仅有原则条款，而没有涉及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相关侵权行为法的具体内容，因此，应当参照行政法规执行，但应当在充分体现民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参照执行，“参照执行”决定了不能将《条例》作为法院判决的“引据法”。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应当适用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来调整。而且《条例》只对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案件赔偿问题进行了界定，仅仅只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发生后行政调解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大量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还是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并且《条例》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因医疗事故造成死亡的，《条例》中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而《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人的生命难道不比健康更为重要。这是《条例》的缺陷。所以在适用法律问题上，首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因为《民法通则》的调整范围涵盖了所有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但《民法通则》的适用并不排斥《条例》的参照适用，因为现阶段立法的局限性导致尚无侵权行为法来调整医患类纠纷，《条例》中不违反民法精神和与民法立法精神相一致的内容，均可视为《民法通则》的细化，完全可以参照适用。从我国立法的宗旨和所体现的法律精神来看，选择适用《民法通则》更有益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终极目标。
　　因此，笔者认为，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在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上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坚持过错赔偿，不以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作为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同时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上，由于法律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可参照《条例》的规定执行。而《条例》规定不明确或没有规定的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选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因为《解释》也是《民法通则》的细化，是专门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也应选用，实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这样既维护了国家的基本法律统一适用，又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的法律适用上实现了赔偿内容的相对统一，有利于充分保护患者方的合法权益。



　　　　泗洪县人民法院 许岳松